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七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七）

四、对当事人和经历者的考证

我们把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事件中的主、宾两个方面即批判者和被批判的人都称之为当事人，而将其他有可能经历所述事件现场的人则称之为经历者。当然，严格地说，当事人也是经历者，甚至于是亲历者。不过，当事人要比经历者更直接。

1.1当事人

①康生。

除了以上以第三人称身份撰写的材料以外，直到现在为止，还未发现康生直接批判马寅初的材料，包括文章、讲话、批示，以及对第三方谈话的记录和相关的人员的回忆录。

②陈伯达。

有关陈伯达的说法就是严仁赓回忆马寅初的文章中，说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代表党中央向北京大学的祝贺和演讲中突然转换话题批判马寅初。但是，根据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学报》刊登的演讲稿、5月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新闻稿和《北京大学校刊》上对纪念会的报道，都没有陈伯达这方面的文字材料。

③马寅初。

按照许多人的记述，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在当年是公开进行的，譬如，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对着马寅初说“马老要作检讨”；康生睨视着身旁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问马寅初姓哪家的马。不仅如此，杨建业等人甚至还有马寅初与康生等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描写。所以，马寅初作为被批判者就成了当然的当事人。那么，自后20多年里，马寅初是怎么说的？

根据所叙述故事发生的情况，就时间来说，马寅初的反应包括受批判的时段、过后将近20年和中共中央提出为其平反时期3个阶段。就形式来说，包括自己的文章或其他形式的文字材料，以及有别人转述的马寅初的谈话，等等。

我们先来看平反前后，马寅初有什么话。根据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的说法，1979年的马寅初“神志还清楚，与人谈话兴奋有力。当讲到报上最近发表的一些为他‘新人口论’平反的文章时，他向记者连声说：‘人口多，问题多，这个问题早一天解决，困难就少一些！’”[1]20年后，邓加荣再次以更细腻的文字叙述这次采访。

 

1979年的一个仲夏黄昏，我与一名摄影记者走进东总布胡同32号马老的家门。淡黄色的阳光从老人窗前的葡萄架叶隙中间洒落下来，地上铺满影子，有阵阵花香不时地飘过来。马老兴致很浓，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让家人将他的轮椅推到窗前，我们给他拍了一张全家合影照。回到屋内之后，他又与我们谈了许多话，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毕业的，等等。当时，他已是差两年就进入百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听力减退，说话也很费劲，但是由于情绪的激昂，兴奋灶又活跃地燃烧起来，为阴翳蒙住的眼睛重新闪动出明亮的光彩，面颊上有时还浮现出笑的涟漪。我告诉他，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很多人都为老人经过这样长时期的含冤迫害还能健康地活着，今天能以偌大高龄亲眼看到冤案得到平反而高兴，都衷心地祝愿他长命百岁，再活一百年，能为祖国建设多出些好主意。老人听后，满含笑容，一再地让我向广大读者转达他的谢意。

当他知道我也是学经济的，更是显得兴奋，亲切地告诉我说：“学经济的，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不研究消费，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个问题早一天解决，困难就少一些！”[2]

 

事实上，得到平反前后这一个时期，仅可以请点出来的马寅初接受媒体或者公开露面，除了邓加荣所描述的这次以外，至少还有1979年7月1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代表党组织同只为他平反、[3]9月15日教育部副部长、北大党委书记周林等专程看望马寅初、[4]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到北京医院看望百岁老人马寅初。[5]此外，我还读到一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辑对马寅初的采访。该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过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正好为当时理论界批判马寅初提供了靶子。马寅初平反后，该社要为其重印而采访了马寅初。按照这一时期见到过马寅初的人所说，马的智力健全，精神和兴致也好，总该有因康生、陈伯达迫害而重见光明的话题，哪怕轻描淡写也好，马寅初该会说一些被康生、陈伯达陷害的话语。但是，从来没有。

在此之前，即1960年黯然离开北大到1979年这漫长的20年中，也未曾传说马寅初向包括他的家属在内的任何人谈及过康生、陈伯达曾经批判过他。

那么，我们再考证一下当年批判马寅初过程中是否有康生、陈伯达。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959年11月号上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马寅初有一个《附带声明》，其中第一个问题是：

 

㈠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

据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6]

 

可见，马寅初说得明明白白，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1个月后，马寅初又写出《重申我的请求》，刊登在《新建设》杂志1960年1月号上。

 

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载《新建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有一个附带声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但是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十四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十二月号所发表的评论，仍属于“破”的性质……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7]

 

《重申我的请求》是马寅初与批判方进行辩论的最后一篇文章，它的针对性很强，对象也很明确，这就是被光明日报煽动起来写文章批判他的那些人，而光明日报则是这些人背后的黑手。所以，马寅初才有“光明日报不光明”的说法。[8]光明日报是谁，难道是共产党、康生或者陈伯达？关于这一点，新时代的人们不太了解，但当年的马寅初却很清楚。因为，马寅初曾经是它的领导，半年前见证和参加了光明日报领导班子的改组。

 

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在11日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会议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央常务委员王昆仑、陈此生，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副主席史良、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杨明轩，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央常务委员孙晓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张奚若、马寅初……[9]

 

20年以后，马寅初没有糊涂到说康生、陈伯达批判了他，而是神智清楚地揪住光明日报不放。

 

在谈到过去错批“新人口论”时，马老听了笑道：“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实在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10]

 

这可应了那句“冤有头，债有主”的话，马寅初长命百岁，即使到了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还记着他的老对头是谁。

2.马寅初的家属和子女

按照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马寅初已年近80岁，他的两位妻子一位与其同岁，第二位妻子也50多岁。在世的6位子女，最小的儿子也30多岁。所以，马寅初遭受批判，其家庭也都是经历者。尤其是考虑到马寅初晚年高龄可能已经不能正常活动和表达，所以，了解整日陪伴他的家属和子女有关的情况，特别是扑捉几十年生活中马寅初可能向其家属透露的信息，也是十分重要的。

长妻张桂君，与马寅初同乡，1901年与马寅初结婚。马寅初的第二位妻子王仲贞，浙江新昌人，1904年生，1917年与马寅初结婚。马寅初始终与两位妻子共同生活。1982年，马寅初去世后，有关部门责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给她们生活费80元。[11]马寅初与两位妻子共生育过3子5女，共8个孩子，其长子夭折，长女马仰班1954年病逝。在经历所谓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和马寅初平反过程的6位子女中，未见过马仰曹、马仰兰和马仰峰3位的有关文字材料，也未见有相关的话语流传。[12]而马寅初的第二位妻子王仲贞，以及子女马仰惠和女婿徐汤莘、马本寅、马本初则都反复接受过采访。[13]关于马寅初家属和子女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未曾有马寅初向他们讲述过康生、陈伯达批判过他的话语。

在有关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叙述中，还有马寅初子女见诸于文字的材料。仅举几例。

①1986年4月，徐汤莘与杨勋朱正直合写的《马寅初传》。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六十周年，全校喜气洋洋，马校长也兴高彩烈。在欢欣鼓舞的庆祝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说什么“马老要做检讨”。这就给北大明朗晴天的节日气氛，笼罩了一层乌云。同年七月一日，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他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②1987年5月8日，马仰惠徐汤莘合写的《父亲的治学精神》。

 

……1958年5月4日，在庆祝北大校庆60周年的大会上，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和父亲同坐在主席台上，却宣判了父亲的“罪状”……

 

③1990年，马本寅的《马寅初传略》。

 

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60周年，父亲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庆祝大会。会上，陈伯达发动突然袭击，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同年7月1日，在号称党内“理论权威”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掀起了第一次批判父亲的高潮……

 

按照马仰惠等马寅初的子女在这里的说法，1958年马寅初受到批判的时候，马仰惠正好40岁，马本寅33岁，都是记忆力和理解力极强的年龄。特别是马仰惠还担任马寅初的秘书，康生、陈伯达这两次向马寅初发难又都是校庆盛典和大会上作报告时发生的，都属于大庭广众。他们怎么可能将陈伯达两次参加的活动，都张冠李戴地按在了康生的头上呢？仅这一点就说明，对于马寅初的子女来说，有关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事情至少都属于道听途说之言。

3.北京大学的经历者

①陆平及其党委班子。

陆平是1957年反右后进校担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第一副校长的。1960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又接替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以后，任七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58、1959年马寅初受批判，陆平应该是最清楚的亲历者。据杨建业的文章，1959年12月15日，康生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以及当天召开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都该是陆平。陆平也是1958年5月4日校庆典礼的实际主持者和最主要的亲历者与见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平就在康生所支持的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重击下被打倒。[14]不仅如此，按照《毛泽东传》的说法，康生在聂元梓大字报公开发表的时候，还指示他的妻子曹轶欧等人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指名道姓地攻击陆平。[15]所以，陆平是在康生的直接的迫害下倒台的，揭发康生的罪行也是陆平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陆平不仅没有任何有关康生与陈伯达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文字，相反，根据女儿的谈话，“后来是因为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16]

问题是如果确有杨建业所说的那些事情，即使陆平不揭发，但也挡不住同期党委班子中的其他人的揭发。按照杨建业的说法，康生给北大党委书记布置任务以后，不仅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了康生的指示，而且很快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写报告提出了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这些都是公开的活动，必然都有党委常委会议传达和讨论产生的记录及文件。“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曾经部署进行过一个“揭批‘四人帮’”的运动。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康生罪行的决定以后，也有过揭发批判康生罪恶活动的学习安排。陆平时期的北京大学党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领导班子。除非历史未曾发生，否则，陆平及其党委一班人都会予以揭发的。

②严仁赓。

严仁赓以校长助理的身份参加了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庆典，所以，他揭发陈伯达在会上说“马老要作检讨”不仅直接，而且很有力。因为是盛典，参加这次活动的北大师生应该不少。但是，不仅没有反对或者否认严仁赓，即使有，因为严仁赓以第一人称提出，别人也就无法完全抹去其真实与可能性。笔者认为历史上果真有没有那件事，还不很重要。正如“没有回应的单独一击并不构成一场战斗”一样，[17]如果没有由此开始组织的批判活动也不足以构成我们所要考证的历史事件。所以，重要的是后面还发生了什么。如果后来再未发生过与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或者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与陈伯达无关，那么，即使5月4日果真发生了严仁赓所说的情节，那也仅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不能说明我们要证明的问题。因为如同黑猩猩的社会一样，历史上常常都有某些官员之间的一些纠葛、争吵甚至于打闹。如果没有了下文，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对着马寅初说“马老要作检讨”，那也许是马寅初与陈伯达之间的恩怨，仅算得上是一件历史趣闻。相反，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譬如根据严仁赓的说法，陈伯达讲了这样的话以后，北京大学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进一步部署和安排了批判马寅初的活动，那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严仁赓作为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经济学家，当年曾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活动。现在有据可查的是，严仁赓参加了北京大学1958年8月1日举行的第3次批判马寅初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座谈会。严仁赓在这次座谈会上带头发言说：“马寅初的哲学思想、经济理论全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可以说，马寅初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货色。”[18]我们并不追究严仁赓应不应该批判马寅初，也不关心他的观点正确与否，而是希望通过他的回忆了解那天陈伯达会议上说了“马老要作检讨”的话以后，北京大学党委是怎样具体部署和安排批判马寅初的。我们也充分体谅严仁赓毕竟不是北大党委会主要领导，更深的内幕也许无法知道。但是，他是党员，他也参加了批判马寅初的活动，那么，应该知道北大党组织是否具体实施了陈伯达的指示？至少，他应该交待一下他所参加的那次座谈批判马寅初的活动的起因，是学校党委遵循陈伯达的指示组织的，还是他们自发地搞起来的？他在发言中说马寅初“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可以说，马寅初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货色”，这是党组织自上而下定的调子要他讲的，还是他自己要这样说的？如果以上这些都作不到，他总可以做到向人们说出他那天参加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不是因为受到5月4日陈伯达那句话的影响？否则，作为大庭广众中发生的事情却仅有他一人的揭发，不仅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而且，即使真有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康生、陈伯达发动批判马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却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③杨勋。

杨勋在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的平反决定以后，至少参与写作了6篇（部）有关马寅初的传略。根据这些文著，她是主张康生、陈伯达批判过马寅初的。杨勋作为北京大学的党员教师，也亲历了1959年以后北京大学的政治运动，理该有1958、1959和1960年党组织领导运动的记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杨勋的自传体《心路》中却没有发现任何康生、陈伯达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情节。

④朱正直。

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朱正直曾经带头和其他同学给马寅初写过大字报。中央决定为马寅初平反后，朱正直曾经是专案复查小组成员。此后，他（包括与人合作）为马寅初写过7篇（部）有关马寅初的传略。这些文著的绝大部分都是主张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但是，作为当年曾经直接批判过马寅初的人，却未见到朱正直回忆出当年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时是否是康生、陈伯达的安排？至少，朱正直应该忆及自己当年为什么伙同同学们写大字报批判马寅初，譬如是学校党组织根据康生、陈伯达的指示部署和安排的，还是他们学生自发组织的？

⑤周林。

包括周林在内的以下4位都是新时期先后履任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或代理书记。所谓新时期是指“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时期与马寅初平反事件相关的几届党委书记周林、韩天实、项子明和王学珍。

周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等职。1977年10月，由邓小平亲自批准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1979年7月7日，周林主持北大党委常委会，同意为马寅初平反。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北大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前面所引述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大党委平反决定主要精神，至少从形式上来说反映了周林的意见。但是，北大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中并没有正面回应杨建业在1979年6月21日《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中有关康生12月15日向北大党委书记布置批判马寅初、北大党委书记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以及12月17日北大党委给北京市委大学部报告批判马寅初的安排和做法等具体事项，也没有提出任何康生、陈伯达如何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具体材料。

⑥韩天实。

1979年11月，韩天实接替周林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根据杨勋的说法，她在写《马寅初传》的时候，利用与韩天实住宿较近的便利条件，向他汇报了《马寅初传》的写作情况，并约请其作为北大党委书记给该书写序。韩天实不仅高兴地同意了，而且连声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此后，韩还从学校科研经费中拨付800元作为写作《马寅初传》的专项经费。书稿基本完成后，杨勋按照原来约定为韩天实起草了序言的初稿，连同传记打印稿一并送给韩天实。不料，韩却“打退堂鼓了，说北大的问题复杂，他不能为马寅初传记作序了，以免引出是非麻烦。”

⑦项子明。

项子明，1981年11月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82年9月因韩天实工作调动代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学顾问。杨勋曾将写作《马寅初传》的情况报告项子明，约请他为之作序。“项欣然同意，但过了几个月，突然变卦了，说北大校内对马老有不同的议论，他不能为《马寅初传》作序了。过了不久，他就调离北大了。”[19]

⑧王学珍。

王学珍从1948年学生时代开始，就是北京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1956年7月，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文化大革命”以后，1979年4月再次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20]王学珍不仅亲历了北京大学1958、1959年批判马寅初的过程，而且是北京大学党委遵循中共中央的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亲历者。特别重要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由王学珍牵头编撰的《北京大学纪事》很注意反映当年马寅初受批判和中共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事件。由于200多万字的北大历史“纪事”中有关马寅初受批判和平反的所有信息并不多，我将其全部摘录如下：

 

1958年3月12-13日，全校师生员工投入双反运动，继续贴出大字报。校长马寅初、副校长陆平、马适安、汤用彤、周培源，党委第一书记史梦兰等都写了大字报和决心书贴在校园里。

3月21日，马寅初校长贴出两张大字报，其中一张检讨了他于去年四月讲中国人口问题中的错误。

3月26日，经济系教授樊弘给马寅初校长写大字报，批评他所写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认为该文“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

3月29日，经济系二年级10位同学给马寅初校长写大字报，批评马老在指导他们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时，向他们宣传了“大北大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

4月1日，马寅初校长贴出两张大字报……

4月24日，校刊刊登了三篇批评马寅初校长“新人口论”的大字报……

5月17日，校刊235期刊登了马寅初校长回应樊弘教授批评他的大字报……

同期校刊还刊登了哲学系一位进修教师和一位研究生写的文章《马老究竟属于那一个马家》……

1959年12月24日，北大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报告会，由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位教师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有八千余名师生参加。

12月25日，校刊刊登马寅初校长的文章《重申我的请求》……

12月28日，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经济系教师做“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

12月31日，《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刊登马寅初校长的论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和4篇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的文章。

1960年1月6日，北大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和人口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访问马寅初校长，并应马寅初的要求，尚定举行小型座谈报告会，对其人口论的观点进行讨论。

1月11日，北大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和人口问题研究会联合举行“马寅初先生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三个学会的会员和历史、中文、法律三系的部分教授参加了讨论会。马寅初校长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发言。

1979年7月7日，校党委常委开会。同意为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平反，并报中央审批，同时报中纪委。

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北大党委7月23日《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批复说……

9月14日，校党委召开有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会、学生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以及教职工等各方面的代表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为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9也15日，教育部副部长、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和副校长张龙翔，教务部副部长王学珍……等十多位同志，专程到马寅初先生家拜访马老……[21]

 

根据杨建业、严仁赓等人的文章，《北京大学纪事》至少该有以下的资料：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校庆典礼上批判马寅初，7月1日康生在报告会上批判马寅初，1959年12月15日康生给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布置批判马寅初和当日北京大学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康生的指示，以及12月17日北京大学党委关于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给北京市委大学部的报告，等等。但是，遗憾的是，王学珍的《北京大学纪事》中不仅没有以上的这些信息，甚至没有提供出任何康生、陈伯达曾经批判马寅初的材料。

4.当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和理论界的亲历者

按照一系列文章的说法，康生曾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的负责人开会、写信布置批判马寅初，而在当年批判马寅初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有都可以划归到理论界这个类别，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证。

①许涤新。

许涤新是亦官亦学的两栖人物。特别是在上个世纪40年初，许涤新是马寅初和周恩来结识的重要当事人。[22]“文化大革命”中，许涤新也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有揭发康生、陈伯达的感情基础。根据王梓瑞等人的文章，康生企图压制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打马寅初右派，是经许涤新请示周恩来被制止的。但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的审查报告并决定开除其党籍以后，许涤新至少写过3篇回忆马寅初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也提到康生想把马寅初打成右派。但是，却没有揭发出一条他所经历的康生材料，也未认可他向周恩来请示马寅初是否该划为右派的传闻。

②孙冶方。

按照孙冶方的说法，1958、1959年马寅初受到批判的时候，他正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职务，该所的刊物《经济研究》也发表了1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23]根据杨建业、穆欣等许多人的记述，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批判马寅初，以及给有关负责人写信指导批判马寅初，孙冶方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都该有份参与。或者，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到指令后落实批判马寅初，孙冶方无论如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但是，孙冶方在他的批判康生和向马寅初忏悔的文章中，却没有提供出任何有价值的材料。

③穆欣和光明日报。

穆欣是一位关键人物。1958年北京大学以外的理论界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根据笔者的统计，1958至1960年，全国各报刊刊登批判马寅初的相关文章和新闻稿件约130多篇，其中光明日报就刊发了58篇。所以，说光明日报在当年批判马寅初的过程中起到了带头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一点都不为过。特别重要的是，穆欣就是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期间该报社的实际负责人。从1949年共产党建议民盟接收原来《世界日报》的摊子创办开始，光明日报的领导结构一直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担任社长，共产党派遣一位党员干部任总编辑。195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部分新闻出版界代表并座谈。其间，毛泽东对共产党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说：“《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24]这就有了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任总编辑并在光明日报主持不到2个月编务，以及1957年11月11日马寅初参加的那次民主党派对光明日报的改组。可能碍于毛泽东对常芝青的谈话，改组后仍选择了民革常委陈此生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是，据穆欣说：

 

陈此生因事情忙，身体比较弱，就职时就说，他无法到报社上班。事先已征得中宣部、统战部同意，报社日常工作委托我主持。以后他只参加报社社务例会，至于报社内部的活动，除特别重要者，如像这次报社改组后新领导班子就职会议和报纸创刊10周年庆祝会外，几乎再也未到报社来。[25]

 

穆欣是新改组后的光明日报第一副总编辑，同时还是随着常芝青撤出后重新组建的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总编陈此生不来上班，穆欣就成了光明日报的实际主持者。所以，他应该是1958、1959年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事件的最直接、权威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如果考虑到光明日报在我国理论界的地位以及穆欣共产党员的身份，那么，康生插手光明日报和召开会议布置理论界批判马寅初的许多事情，穆欣都应该是当事人。譬如，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在田雪原文章前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1958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如何“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的正确理论发难”；譬如，杨建业在《马寅初传》中所说，“（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生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命令他们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譬如，穆欣所说，“1959年12月24日，他（康生）在中宣部孑民堂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研究进一步批判马寅初”，等等，穆欣都应该十分了解。但是，穆欣在两本详细回忆光明日报工作10年的书中都设置了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章节，却没有康生如何具体指使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另外，穆欣甚至在书中说康生召开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会议布置批判马寅初，还摘引了康生的一封信具体指导理论界学习毛泽东批判艾奇逊。但是，他却没有说他参加了康生召集的会议和接到过康生的信件。

④吉伟青。

吉伟青也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新建设》杂志的前身是《中国建设》，1947年由民盟等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在上海创刊，后被查封。1949年9月，民主党派云集北平，复刊更名为《新建设》。50年代初，转归光明日报管理。《新建设》的实际领导者为民盟成员费青。1958年，费青去世，该刊改归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1958年10月，中宣部委派吉伟青担任《新建设》总编，并决定从1959年1月开始出版变更后的第一期。所以，1959年《新建设》伙同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给北京大学党委会发函引起北大师生新一轮批判马寅初的活动，都是吉伟青主持该杂志编务期间的事情。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吉伟青后来任中宣部办公室（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阎王殿”判官打倒和批斗，很晚才得以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写有一系列回忆文章。

关于《新建设》批判马寅初的问题，吉伟青是在《我所了解的〈新建设〉》中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提到的。文章说：

 

在我们开展学术讨论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学术观点的讨论 和批评……

　　《新建设》于1959年12月，《光明日报》于1960年1月先后发表了批马寅初的文章。马先生看后，又送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予以发表，并加有编者按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否认阶级斗争，这就把他从马克思主义一贯地根本分歧告诉了大家。他的这篇文章和其它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批判。(这个按语是在极"左"的思潮影响下写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马寅初这篇文章曾在北京大学学 报上发表。我们即时收到北大张俊秀、石世奇、柯木火三人合写的马寅初在《请求什么》一 文，遂与马寅初的文章一并发表。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中写道："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一个附带声明，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的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人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

从这一事例看出：1对争论双方采取平等的态度，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没有压制一方或另一方的弊病。2在编者按中和有的批评文章中，还显露出批判的倾向，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所致。[26]

 

至于吉伟青把《新建设》伙同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学围攻、批判马寅初的问题归结到贯彻“双百”方针方面是否正确，因为于本文主题关涉不大，我们不予评论。遗憾的是，吉伟青并没有揭发出包括当年光明日报实际负责人穆欣在内的许多人所说康生如何指使《新建设》围攻、批判马寅初。还有一个细节问题需要向读者交代，这就是吉伟青并不是不注意康生、陈伯达所谓插手理论界制造冤案的话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真讲到这个问题。

 

在这里还应该提及两大学术冤案：一是对杨献珍的批判，一是对孙冶方的批判。这两起 全国性的和震动学术界的批判大案，是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极"左"思想的大暴露。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林青山关于杨献珍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接着又发表了项晴《“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引起全国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反应。这是康生、陈伯达密谋策划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的开端。随后《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批判文章，9月31日《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当时对杨献珍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并对赞同杨的观点的人一并批判，最后，将杨献珍从高级党校校长调到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这场大批判才告一段落。事后证明，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论点是辩证法的富有创意的演绎。在这个明显地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大批判中，《新建设》始终坚持不发表任何批判性质的文章。

1964年9月，康生、陈伯达等人在举行双周座谈会的名义下，对孙冶方关于生产价格、利润等问题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指令全国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孙冶方。并组成了一个7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经济研究所，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试点，实质是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观点。当时全国许多经济刊物、学术刊物都发表文章批判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修正主义的，是中国的利别尔曼(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这场批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休止。“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证明孙冶方在经济学方面一系列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新建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

 

请读者注意，我们引述的最后一句话“《新建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说明吉伟青很自豪在他主办《新建设》期间得以洁身自好，没有受到康生、陈伯达的影响。

⑤李普。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57、1958和1959年各刊登过一篇涉及批判马寅初的文章，[27]除了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名批判马寅初以外，另外两篇都未直接点名。但是，当年撰文批判马寅初的人，只有李普在后来追忆了当年事。李普，抗战时曾任新华日报驻重庆记者，在周恩来手下工作。1957年，在中宣部担任宣传处副处长（那时没有司局级设置，处长和副处长已是很高的职务了）期间，因“特嫌”问题接受组织审查（他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就是在此期间写的）。1958年，李普在马寅初执掌的北京大学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曾两次主持会议批判马寅初。后又回新华社工作。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期间，李普临危受命，进驻新华社，担任副社长。2009年，李普出版回忆录，其中述及当年批判马寅初，深怀歉意，说这是“欠”马寅初的一笔“账”。李普检讨说，自己当年所以批判马寅初，究其原因，“那就是，我是共产党员”。他说：

 

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把马寅初放在眼里，我确实认为，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懂得什么！[28]

 

我们并不关心李普的忏悔是否至诚，而只是想知道当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组织本教研室批判马寅初的时候，是不是有康生、陈伯达插手，或者是否经过了党组织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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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加荣：《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第三版。

[2] 邓加荣：《第一本〈马寅初传〉诞生始末》，《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9日，第十四版。

[3] 光明日报，1979年7月26日，第三版。

[4] 《北京大学纪事》，第960页。

[5] 杨建业：《看望百岁老人马寅初》，人民日报，1981年2月1日，第二版。

[6] 《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10-311页。

[7] 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北京大学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二版。本文凡是引用该文，均来源于此，不再注明。

[8] 《走近马寅初》，第75页。

[9] 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改组 杨明轩陈此生分任正副社长》，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第四版。

[10] 《走近马寅初》，第75页。

[11] 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12] 按照杨勋的说法，生活在上海的马寅初第一位夫人的女儿支持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为其父作传。可以间接地说也是接受采访，因属于第三人称的材料，存疑。杨勋《心路》，第222页。

[13] 杨建业《马寅初传》，第226、277页。

[14] 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的副部长，并为插手北京大学的具体事务。大字报将其排在前面，是因为此前宋硕传达过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一个有关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这张大字报直接的受害者还是陆平、彭佩云。见李海文《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15]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4-1415页。

[16] 陈洁：《父亲是知识分子》，《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第五版。陆莹自己写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1998年，在父亲84岁高龄时，某部电视剧违背史实，把父亲说成与康生沆瀣一气，加害马寅初老先生，这对沉默的父亲是一次绝大的打击。因为康生在‘文革’前派妻子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支持哲学系聂元梓等写大字报，将父亲定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认定北大是‘三家村’分店，进而……如今父亲还活着，事实已经黑白颠倒了。”陆莹：《父亲陆平三十六年的沉默》，摘引自《文史精华》2003年第9期，第31页。

[17] 弗朗西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18] 光明日报讯：《北京大学举行第三次座谈会继续批判马寅初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58年8月5日，第三版。

[19] 韩天实、项子明的材料均取自于杨勋的《心路——良知的厄运》。但杨勋作为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竟然连本校书记、代理书记以及前后书记间相互交接的关系都搞不清楚。韩天实1979年接替周林担任北大党委书记，1982年召开的12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1日因上调而离职，由项子明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3月13日，王学珍担任党委书记，项子明改任北京大学顾问。可能杨勋都搞不清书记和代理书记是怎么回事，并把项子明当作先于韩天实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并说项子明“过了不久，他就调离北大了”（第223页），说韩天实“可能已自身难保，又要被赶出北大校园了”（第225页）。本文有关北京大学1979年至1984年党委书记交接情况，均来自《北京大学纪事》。

[20] 《北京大学纪事》，第605、609、642-643、953页。

[21] 《北京大学纪事》，第633、634、635、636、637、658、659、659-660、957、959、959-960、960页。

[22] 《走近马寅初》，第22页。

[23] 孙冶方：《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第59页。

[24] 中共山西省委中组部：《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5] 《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57页。

[26] 《百年潮》2003年第6期，第20-21页。

[27] 李普：《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权仲：《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若水：《人口与人手》，分别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4日、1958年6月6日和1958年6月6日。

[28] 李普：《我是“特嫌”——李普自述》，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