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八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八）

五、结束语

㈠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开始全面、彻底纠正冤假错案的背景下产生的。1979年，党内外已经出现反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但是，人们还不会从制度根源上寻找历史上发生诸多问题的原因，自觉不自觉地用坏人办坏事的模式套用一些历史事件。康生历史上曾经整过不少的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四人帮”打倒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审查康生的罪行，这就使其在党内外盛负恶名，很自然地把许多坏事都与他联系起来。

㈡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刚刚从10年“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弃乱思治，希望经济得到快的发展。由于长期的“舆论一律”的束缚和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得人们没有从经济社会体制方面寻找我国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人口就被当作妨碍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障碍。[1]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50年代曾经宣传过计划生育的马寅初，自然被重新提起。但是，马寅初的家属认为马寅初在50年代后期曾经被北京大学和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党和国家理应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并为其落实政策，彻底平反。

㈢最初提出康生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是新华社记者杨建业1979年6月21日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的一篇文章。根据杨建业《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所说，1959年12月15日，康生把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在北大批判马寅初，并说批判之后要将马寅初调离北大。北大党委书记回后召开常委会，传达了康生的指示。12月17日，北大党委给北京市委大学部写了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在康生的鼓动下，北京大学从1959年12月15日至1960年1月下旬，在全校先后对马寅初批判了40多天。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的北大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说，1958年我们对马寅初先生错误地进行了点名批判。1959年康生插手，混淆了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马寅初先生又进行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判，并给马寅初先生扣了许多政治帽子，致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校。虽然笼统地承认康生与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有关系，但是，北大党委的这个“平反决定”既没有明确回应和承认杨建业所说的康生问题，也未提供出任何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的具体材料。

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大学曾经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进行过揭批“四人帮”和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包括为马寅初作传的杨勋和朱正直在内的当年批判马寅初时在校的北京大学师生，并没有揭发出任何与康生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有关的材料。按照杨建业的文章所述，1959年12月15日康生给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任务，以及由此开始的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活动都该是党委的集体活动，包括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在内的同期北大党委会成员，都没有提供过这方面的材料。特别重要的是，在陆平时期和为马寅初平反前后都属于北京大学党委会常委的王学珍所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没有刊载出任何康生、陈伯达与批判马寅初有关的资料。

㈣光明日报是当年批判马寅初的主要阵地。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编者按》中承认，光明日报当年是在康生的指使下，从1958年4月19日起首先向马寅初先生的正确理论发难，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迸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但是，当时主持光明日报社务工作的党组书记、副总编穆欣在两本书中都曾对当年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事件有专门的回忆，却没有提供任何康生“指使”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材料。

㈤《新建设》杂志也是当年批判马寅初的主要刊物。特别是能够发生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第二轮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新建设》杂志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按照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和穆欣等人的说法，《新建设》杂志收到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后准备在1959年11月号上发表，曾将此事向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汇报。康生看到这篇文章后“特别恼火”，认为马寅初的文章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新建设》杂志还根据康生的旨意，在发表马寅初的文章前加了一个置马寅初于死地的按语。但是，当时担任《新建设》杂志总编辑的吉伟青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把《新建设》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当作努力贯彻“双百”方针的趣事予以记述，并以未曾跟随过康生、陈伯达为荣耀。

㈥1958年和1960年，除了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以外，还有一些理论性刊物和学报发表过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文章。根据穆欣、杨建业等人的叙述，1959年12月23、24日，康生曾经召开专门的会议并以个人署名形式写信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部署、指导批判马寅初。但是，审读这一时期应该参与和经历康生这一系列活动的所谓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孙冶方、穆欣、吉伟青、李普的相关回忆文章，似乎历史从未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

㈦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校长助理严仁赓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揭露陈伯达在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60周年盛典上，点名说“马老要作检讨”。但是，严仁赓是共产党员，也是当年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积极分子，他却没有揭发1958年北京大学党委是否曾经遵照陈伯达的指示组织和领导了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以及他自己参加批判马寅初是否受到那天陈伯达的影响。另外，严仁赓在批判时曾经说马寅初学术观点“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货色”，究竟是他自己的认识还是北京大学党组织根据陈伯达的意见而安排他发言的。

㈧马寅初的子女是主张康生、陈伯达批判过马寅初的。但是，包括马寅初众多子女在内的马寅初家属，都未曾从马寅初口中听说过康生、陈伯达批判了马寅初。从担任马寅初秘书的女儿马仰惠、儿子马本寅和女婿徐汤莘等人署名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们都分别都把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事例安插到康生并未参加过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盛典和7月1日北大师生纪念党的诞辰活动上，说明马寅初子女所传播的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也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

㈨1958年和1959年，马寅初确实受到过北京大学的师生和光明日报等社会上的批判。马寅初与批判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表了一些反批判的文章。根据杨建业、严仁赓等人的说法，康生、陈伯达都曾赤膊上阵，当面批判过马寅初。同时，马寅初也面对面地与康生、陈伯达进行了斗争。1982年，新华社在马寅初逝世的新闻稿中甚至说，马寅初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诤友”。这不仅承认康生、陈伯达真的批判过马寅初，甚至隐含着康生、陈伯达背后的党组织批判过马寅初。但是，马寅初本人则从未说过康生、陈伯达曾经批判和陷害过他。相反，他在1959年《新建设》11月号上发表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的“附带声明”和1960年1月号发表的《重申我的请求》中，都十分清楚地说“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直到1979年，马寅初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还说“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实在不光明磊落”。说明马寅初始终都知道，带头批判他的是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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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和国家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问题是在1980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邓小平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在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