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五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五）

21.马本寅：《马寅初传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60周年，父亲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庆祝大会。会上，陈伯达发动突然袭击，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同年7月1日，在号称党内“理论权威”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掀起了第一次批判父亲的高潮……

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在康生的又一次指挥下，掀起了第二次批判父亲的高潮……[1]

 

略考

①马本寅，马仰惠的同母弟弟，1925年出生。该文还收入《走近马寅初》。

②文中有关陈伯达的材料取自于严仁赓，康生的材料取自于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的说法该是取自于杨建业。

22.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4月。

 

《新建设》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这篇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准备发表，曾将此事向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报告。当时康生是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他看了这篇文章，对马寅初在《附带声明》中表现的顽强战斗精神特别恼火。1959年12月24日，他在中宣部孑民堂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研究进一步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经济观点的部署。他在会上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的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他现在迫不及待，大家考虑一下，应当采取什么步骤？”继又说道：“马寅初这篇文章赶快给他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这篇文章共分5个部分，有‘精彩’的东西，奇文要共赏。由此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分子少数人要带着花岗石脑筋去见上帝的。”又说：“人家等了8个月之久，要挑战。我们应战就是了。要反击，要比过去更有组织些。《新建设》11月初出版，12月初开始批判。发表他这篇文章可以写个‘编者按’：‘我们根据作者的要求发表这篇文章，供大家讨论。’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过去的政治不要联系。马寅初，这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过去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最后，康生还说：“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带错了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天冷了’嘛！北大党委要把这场批判当作大事抓起来。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要找人座谈讨论。”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批判。北大也开始举行批判此文的座谈会。有一天，康生还曾亲自到北大参加过批判座谈会，并且打断别人的发言插话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康生这时列举马寅初的一些观点，然后就又恶狠狠地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2]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这样康生还不满足，又往火上加油。12月23日，康生个人署名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指示”：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3]

 

略考

①穆欣，曾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以及党组书记等职。[4]“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迫害，曾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写作此书时，已从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位置上离休。2006年，穆欣又出版了一本《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后一书对前书作了不少的补充和修改。

②对照两个版本，有关康生批判马寅初的叙述，有了以下若干改动：

前一书“1959年12月24日，他在中宣部孑民堂召集理论界和……”，后一书改为“1959年10月24日……”。

后一书在紧跟前一书“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要找人座谈讨论”的后面加了一段分析：

 

康生所以如此大动肝火，大约不单憎恨马寅初“顽固对抗”；还由于马寅初这篇文章中有些话，是同毛泽东讲过的有些话针锋相对，直接向伟大领袖挑战。这对康生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鼓吹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径极端不利。

 

前一书“‘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后一书中将中间的“””号去掉，前后成为连贯的一段话。另外，将“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分开变成两个句子“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最后，穆欣将上面“……这样康生还不满足，又往火上加油。12月23日”一段话作了较大的改动变为：

 

12月23日，康生个人署名又给理论界、北京市委、北大党委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提供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炮弹”。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我们在反驳马寅初的反动的“人口论”时，要去读读毛主席在1949年9月16日所写的《六评白皮书》一文。该文在反驳了艾奇逊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太少了的反动的“人口论”之后，说：

“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如穆欣在转述康生这封信的时候说，“这封信的全文如下”。可转述到这里，他又说：“这里只摘引两段，在此以前，关于人口问题还讲了许多，可以把全文从旧报上找出来看看。”我们搞不懂这句话是康生的信中的话，应该紧挨在引述毛泽东的话之后另起一段排列，是编辑处理时搞错了，还是穆欣已经引完了康生的信之后，自己在那里发议论。[5]

③穆欣将前一书中“12月24日”在后面一书中改为“10月24日”，是因为前面介绍的马寅初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时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1月号上的，如果12月24日康生讲述这一席话显然不符合逻辑。

④文中“1959年10月24日，他（康生）在中宣部孑民堂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所揭露的是一次新的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只是文章没有注明该材料来源于何处。另外，文中引述康生的话说“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似乎不是康生敢说的口气。因为康生仅是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当时仅次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不敢用这样的口气给北京市委说话。另外，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是排名在康生之前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给中宣部说这样的话也不合适。

⑤文中说“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批判。北大也开始举行批判此文的座谈会……” ，显然把1959年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提前了一个多月，这不仅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北京大学校刊和《北京大学纪事》的记述有矛盾，而且与杨建业首先记录的情况不符合。

⑥文中“康生还曾亲自到北大参加过批判座谈会”并在会上提出马寅初姓马的故事，不仅时间与其他说的不符合，内容也都明显与以前的版本不符。何况，康生在1959年就根本没有去过北京大学。

⑦文中“12月23日，康生个人署名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有几个疑问。一是穆欣在这里比以前的所有材料都写得具体、细腻，似乎是来自于第一手资料，却不交代来源和出处。二是有了12月23日这样的日期，比杨勋朱正直等人在《一代师表马寅初》和《马寅初传》中讲述得更具体了。三是转述了康生这封信的“原文”，那么，这封信来源何处，它现在保存在哪里？四是像毛泽东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这个说法最初由田雪原提出来，杨勋朱正直在《一代师表马寅初》（包括几篇《马寅初传略》）和《马寅初传》中含糊地写作是康生1959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常委会议上传达的康生在当天讲的话，邓加荣在《马寅初传》里这样的话又是马寅初1960年1月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前，康生看到《新建设》送来的小样后对他的手下人说的话。而按照穆欣现在的说法，这又是康生在1959年12月23日给理论界等方面写的信中的话，究竟谁的准确些？

⑧文中还有一处讲康生说“有辫子”，不像是康生这样身份的人说的话。在那个时代里，运动不断。但是，共产党历来都倡导人们在运动中畅所欲言，反复申明“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在历史上，即使打棍子、抓辫子，也还是说“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里说康生在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的会上公开说“有辫子”，这哪里是陈云所说的“康生是鬼不是人”所干的事情呢？

23.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1958年5月3日，约马寅初谈话。以后，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康生提出将马寅初划成右派问题的请示，周恩来说：马寅初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是爱国的，坐过国民党的牢，出来后同我们合作；日本投降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他跟学生一起上街，走在队伍前面，这一段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对马寅初不能定成右派。[6]

 

略考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央一级的研究机构，具有接触外界所见不到的档案文献，所以，其研究成果具有一般所无法具有的权威性。

②文中“1958年5月3日，约马寅初谈话”，“约”似不确。这一条应该是根据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编写的。从1950年开始，周恩来常把每天所作的重要事项在台历上作简单记录。后来，这项工作为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作。譬如有来访或者应约到周恩来处谈工作的人，常常被工作人员随手记录在台历上。1958年5月3日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的日子，毛泽东那天召集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讲述“八司马”事件，没有参加会议。[7]会议召开和议程安排由刘少奇、邓小平决定，但周恩来应该参加这个会议，按一般情况不好再约定会议以外的事情。和现在不同的情况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前，党和国家重要会议都在中南海召开。5月3日，马寅初有两项事项需要进中南海或者特地或者顺访了周恩来。一个是第二天即5月4日北京大学60年校庆盛典，马寅初是校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8]3日再来约请周恩来第二天参加校庆。第二项是5月5日到5月23日召开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按照八大和许多次中国共产党的会议都邀请马寅初、宋庆龄等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参加，因为5月4日北大校庆无法向会议报到，提前到3日进中南海向会议报到，顺访周恩来。将来档案解密，可以验证马寅初是否列席八届二次会议，以及是哪一天向会议报到的。总之，5月3日是马寅初进中南海顺访周恩来，而不是周恩来约马寅初谈话。至于周、马二人所谈内容，工作人员不可知也未作记录。

③文中“以后，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康生提出将马寅初划成右派问题的请示，周恩来说……”，并无具体时间和资料来源。统战部向周恩来的请示应该有请示文件或卡片，这条事项应该注明所依据的某年月日统战部报送的请示报告或卡片，以及周恩来在该报告上的具体批示。这里列举的周恩来的话显然不是文字批示，也未说明是向谁所说，以及是否是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传达记录。相反，似是上个世纪8、90年代许多有关马寅初问题的传说。譬如王瑞梓等和徐汤莘的材料，都说许涤新请示周恩来，但这里并不采此说，说明该说不实。

24.诸天寅：《永远的怀念》，载《走近马寅初》，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11月。

 

1958年5月4日，是北大校庆6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马老坐在讲台旁的专座上，没想到作为嘉宾的世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竟然在讲话中指名道姓地说了一句：“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检讨！”我看到当时坐在台上的马老满脸茫然，我和与会师生一样都感到莫名其妙。[9]

 

略考

①诸天寅，北京联合大学教授，著有《陈云与马寅初》。该书作为华文出版社组织的《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之一种，1999年出版。其中有关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均取自于此前别人所刊资料，故未列入本文考证对象。本段引文虽也是别人已经刊登过的事件，但因为是以第一人称写作，所以需要考证。

②诸天寅是马寅初平反后近30年后才写的这篇纪念文章。30年后不是不可以写，也不能因为写晚了就一定不真实。问题在于，这个话题本来可以早写，但为什么早些时候没有去写？

1997年，当诸天寅完成《陈云与马寅初》一书的书稿后，向读者交待了他为什么写这本书。他说：

 

去年六月，老友张恩和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华文出版社准备出一套《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问我是否愿意认写其中一册，他希望我能挑选一个选题。老友的盛情难却，当即答应下来。

当我同出版社的编辑直接联系后，还剩有几个选题，经反复比较，决定接受了《陈云与马寅初》这一选题……[10]

 

这段话说明，在承接《陈云与马寅初》这本书的撰写任务以前，作者并没有因陈伯达批判马寅初二累积了40多年的情愫。即使写完这本书，他同样还未曾想到曾经抄写别人的材料一定要转化为自己的。因为他很坦然地向读者交待，该书的材料都来自于马寅初的家属和他人的帮助，特别是“杨勋等三人、杨建业、邓加荣著的三种《马寅初传》，都给我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11]所以，可以设想，自从诸天寅写作《陈云与马寅初》之后，与马寅初家属以及相关的人员建立了联系，10年后，有关方面策划编辑出版一本《走近马寅初》，诸天寅这才有了第一人称的陈伯达材料。

③在《陈云与马寅初》中，有关段落是这样说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六十周年，全校师生兴高采烈。马寅初也兴致勃勃，在喜气洋洋的庆祝大会上，作为嘉宾请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在讲话中，用浓重的闽语乡音突然指名道姓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此话一出，无疑给欢欣鼓舞的节日晴朗天空上，笼罩了一层乌云。[12]

 

不难发现，这段文字中有关庆祝会的喜庆气氛的描述直接受杨勋朱正直影响，陈伯达的乡音取自严仁赓，陈伯达的话语取自杨建业。就是说，在诸天寅的书里面，这个故事情节完全是别人的。

④诸天寅文章的一个致命伤在于“马老坐在讲台旁的专座上”。读者可以试想一下，那天的庆典有彭真、郭沫若、陈伯达等一大批中央大员和嘉宾，主席台又不同于以往北大自己关住门开会的样子，如何会与平时那样设立马寅初的“专座”？何况1957年11月陆平进校后，北京大学变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马寅初已经淡出学校管理活动。[13]如果过去真有“马老专座”的话，现在也再不会有了。

⑤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不实的章节。

 

1960年2月，新学期开学伊始，大饭厅前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马寅初已向教育部辞职，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职务。” 我看了这张布告……[14]

 

我们则是看到另外一张布告，不仅时间不同，而且也绝不同于不了解政府运行规则的人所叙述出来的语言文字：

 

国务院第98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陆平同志为我校校长

我校大学办公室4月15日接到教育部转发的内务部通知，1960年3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陆平同志为我校校长，并免去他原来担任的副校长职务。国务院全体会议还决定免去马寅初的校长职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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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本寅：《马寅初传略》，《北洋大学人物志》，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本文选自《走近马寅初》，第443页。

[2] 原书如此，该是多了一个“””号，或是少了一个““”号？

[3]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61-63页。

[4] 《光明日报大事记》，http://www.gmw.cn/gmrbsheqing/2009-05/30/content_933591.htm。

[5] 穆欣：《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16、117、119-120页。

[6]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7] 林克：《毛泽东的人间相》，香港利文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8] 《北京大学纪事》，第616页。

[9] 诸天寅：《永远的怀念》，载《走近马寅初》，第210页。

[10] 诸天寅：《〈陈云与马寅初〉后记》，《陈云与马寅初》，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11] 诸天寅《陈云与马寅初》，第356页。

[12] 诸天寅《陈云与马寅初》，第138页。

[13] 翻检1958年《北京大学校刊》，马寅初校长出现的频率远远少于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陆平。

[14] 诸天寅《陈云与马寅初》，第211页。

[15] 《北京大学校刊》，1960年4月2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