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四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四）

16. 邓加荣：《马寅初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

 

（一九五八年）七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召开了第一次批马大会，马老有幸还被请到台上去坐，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耿直的马老仍然不肯低点，默默地去忍受真理被当成谬误，随意放到脚下践踏的痛苦。在别人批判他的时候，他不断地插话，为自己的观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辩争。在这个会上，那个后来被称为“理论权威”的康生就坐在审判席上。他把两只阴险谲诈的眼睛藏在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后面，伸着挺长的大下巴，皮笑肉不笑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一九六○年一月，马老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重申我的请求》，要求报刊上摆事实，讲道理，允许百家争鸣。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遭到了康生的恶毒攻击。文章还没拼版，康生就让编辑部的人给他送份小样去。他看到小样如获至宝，满脸奸笑地对他的手下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于是，《新建设》便根据康生的旨意，给马老的文章加了个置他于死地的《编者按》，在这个按语中写道：“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这个讨伐令一下……[1]

 

略考    ①本书提供了3个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的情节，第一个情节曾经在1980年《记人口学家马寅初》中已有描述。不过，其中有几处不一致。一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差别较大。“人口学家马寅初”中说是“一九五九年冬”，此文又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是其间细节也有出入。前文说康生“就坐在马老的旁边”，并且还“睨视着马老”，此文已经没有这个重要场面的描述了。三是康生所说的话有差别。前文说“也姓马”，后文说“它的作者也姓马”。因为是引号中的文字，那就该是康生所说的原话。说康生批判马寅初，那该是当年发生过的事情，是即成的历史事实。既然是历史，历史人物是怎么说的就是确定了的，不要说同一位作者，即使不同的作者也不允许未加说明地把历史改来改去。按照本文的说法，康生参加了1958年7月北京大学大饭厅召开的批判马寅初的大会，这不仅为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事件增加了新的资料，而且修正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在1979年6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中所说的康生1959年12月15日才介入批判马寅初的说法。

查，1958年7月16日，康生到北京大学参观了物理系半导体工厂、数学系电子计算机工厂、化学系化工厂，并为同学们题写了“一定要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定要做一个不断革命者！”的题词，但是，未曾召开过大会。[2]

②此文所列的另外两个情节在此以前都曾经出现，但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一个是康生所见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按照邓加荣所说，康生看到的是《新建设》杂志还“没拼版”的“小样”。而按照杨建业的文章，康生是1959年12月15日就知道了马寅初“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12月15日，这是马寅初能够写出这篇文章的最早时间。也许，邓加荣的“小样”说更合理些。但是，邓文的依据呢？照例又是不交代资料来源。

这件事情固然是前人曾经披露过的，但邓加荣在这里叙述得具体情节却又与前面不同。譬如引文“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的前3句几乎是照抄杨勋朱正直1981年在《晋阳学刊》第4期上发表的《马寅初传略》一文中的原话，但是，后面一句“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杨勋朱正直文中不是康生的原话，而是说“下令”，在邓文中却被收进到引号里，也成了康生的原话了。

其次是按照杨建业、杨勋朱正直等人的材料，康生“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的这一大段话是1959年12月15日在中宣部给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布置批判马寅初时讲的话，邓加荣《马寅初传》又说是康生“满脸奸笑地对他的手下人”讲的。康生的这个或者这些“手下人”是谁（或都是谁）？是他（或他们）揭发的材料吗？这些揭发材料存放在哪里？邓书都未作交代。

③文中所述《新建设》根据康生旨意给马寅初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该是抄自宋铁铮的说法。

17. 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 1986年4月。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六十周年，全校喜气洋洋，马校长也兴高采烈。在欢欣鼓舞的庆祝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说什么“马老要做检讨”。……同年七月一日，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他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一锤定音……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的申辩文章，还未发表就传到康生手中。善于打棍子的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康生还指示“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煽动下，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零年一月中旬，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3]

 

略考

①除了杨勋朱正直以外，又增加了徐汤莘。徐汤莘，马寅初之女马仰惠的女婿，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到重庆大学任教，曾经担任过马寅初的助手。[4]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为这本《马寅初传》题写了书名。

②一个月后，朱正直潘岗杨勋发表了题为《平生疾腐恶 人民同呼吸》的另一篇“马寅初传略”，对于有关的问题的描写又有所不同。

 

1958年是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5月4日这天，全校师生喜气洋洋，聚会庆祝。马寅初校长也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可就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在讲话中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并说“马老要作检讨”。同年7月1日，康生在向北京大学师生作报告时，竟睨视着就坐在他旁边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呢？”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寅初运动开始了……

面对康生、陈伯达的诬陷，马寅初气愤地说 ……

当时，在康生的指使下，《光明日报》不仅开辟专栏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并说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必须深入批判”……

谁能想到，马寅初这篇申辩文章还未及发表就被康生看到了。1959年12月15日，康生对北京大学某领导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它还出谋划策对抗周总理对马寅初不能划右派的指示，说什么“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批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康生还指示：“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12月24日至1960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又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斗争马寅初高潮。”[5]

 

潘岗，不详。据杨勋回忆录中说及1984年前写作《马寅初传》时，在党委书记项子明（应为韩天实）拒绝为其写序前后，曾有一位“中文系的合作者又不干了”。[6]潘岗，该是那位“中文系的合作者”？待考。

③依据杨勋的回忆录，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是《马寅初传》打印稿都写出来以后才要求加入到作者行列的。而在此之前，即1984年前后，杨勋、朱正直自认为作为经济系教师写作传记“这种文体是外行，缺乏起码的文学功底和文采”，所以还邀请到一位北大中文系的老师。[7]如果潘岗即是这位中文系老师，那么，可以确定后一个月出版的“疾腐恶”是比先一个月的“传”更早的一个稿件。

④前后两文关于1958年5月4日陈伯达点名“马老要作检讨”的情节，该都是抄录严仁赓的。

⑤前后两文关于7月1日康生“睨视着”马寅初问马寅初姓马的情节，该是抄录邓加荣《记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但不同的是，邓文说这件事情发生在1959年冬，而这里改到了1958年7月1日；按照邓文的说法，这件事情发生在一次特意召开的批判马寅初的大会上，而这里改为康生给北京大学所作的报告会上。

⑥杨勋说：“我们的优势是北大人，掌握着大量档案资料，由北大人根据北大资料写北大的老校长，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8]但是，经北大人朱正直、潘岗、杨勋所写的书和文章中，一个只要稍稍翻阅《北京大学校刊》就可以知道的事实，却两次都是错的。1958年7月1日，康生根本就没到过北京大学，何来“7月1日，康生在向北京大学师生作报告”？所以，这3位“北大人”在给他们的老校长作传的时候，要么恰好就没有利用“北大人，掌握着大量档案资料”的“优势”，要么就是故意编造历史。

⑦后文说“面对康生、陈伯达的诬陷，马寅初气愤地说 ……”，是一份很重要的陈述。它说明，马寅初十分清楚是康生、陈伯达在批判他。

⑧后文“在康生的指使下，《光明日报》不仅开辟专栏……”，该是接着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的“编者按”的精神发挥的。因为，照例这里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和出处。

⑨康生在1959年12月15日的那段话，前后两文中有多处不同。除了破句、标点随意处理以外，较大的变动还有两处。一处是前文“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是一段由康生一气讲下来的话，后文则在“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分句，并将“﹐”改为“。”，表示结束。然后将后面的话“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改为另外一句话，并把“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中的“贴”，改为“批”。既然是康生讲过的话，那就是历史了，怎么可以随意地改动？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前文说“在康生的煽动下，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零年一月中旬”，后文改为“上旬”。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如果后文的“传略”产生在先，那么，实际改动的则是杨勋徐汤莘朱正直的《马寅初传》了。

18.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9月。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人口论。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

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这次大会的前夕，五月四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突然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从此，北京大学就对马寅初展开了点名批判。据统计，仅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的校刊和学报上就发表了十八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同时，一批全国性的报刊，也都先后相继投入批判，很快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批判马寅初的声势。

……一九五八年，全国反右派斗争运动基本结束。但对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斗争并没有完结，到一九五九年，在当时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长期裹着“理论权威”的外衣、极端阴险毒辣的康生直接插手亲自指挥下，反而更加升了级，对马寅初开展了又一次声势更大的批判斗争。如果说，一九五八年对马寅初的批判，还基本上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那么，这次批判就已扩大并升级到政治与一切领域了。

“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生在北京沙滩红楼中央宣传部的一间办公室，对应招而来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声色俱厉地说：“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他最后用手在桌子上一拍，下命令说：“马寅初已不能再作北京大学的校长，把他彻底批臭之后，将他调离北大！”

在康生的直接指挥和煽动下，一场大规模地围攻、批斗和迫害马寅初的高潮正在酝酿着……

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生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命令他们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当康生完成了他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同艾奇逊的鼓噪相类比，把一位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著名学者、人大常委划归帝国主义的行列之后，便点燃一支烟，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着，一遍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在康生的策划下，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六零年一月中旬，北京大学不仅举行了许多次的小会批判马寅初；而且曾先后召开了三次全校规模的大会批判马寅初，召开了一次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面对面地对马寅初进行批斗。这期间批判马寅初的近万张大字报也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一九五九年冬天……

（马寅初）去参加一个批判他的小会。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

参加这次批判会的大约十几个人，大家都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边。一位批判者正在发言的时候，专程来参加会议的康生突然阴阳怪气地插话说：

“现在，我来说几句。”他清了清嗓子，操着隆重的山东口音接着讲：

“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康生陈述完马寅初的观点以后，恶狠狠地说：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康生的话音刚落，一顶顶政治大帽子不停地飞到马寅初的头上……[9]

 

略考

①本书由陈云题写书名，并写了“坚持真理、严谨治学”的题词。

②杨建业《马寅初传》纠正了他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把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写成1959年召开的错误，但是，文中“(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人口论。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仍然不正确。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并没有刘少奇报告中批评的观点，更没有杨建业具体引述刘少奇报告中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这些话。所以，就不能说刘少奇的报告是“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人口论”。另外，刘少奇报告中明明说的是“某些学者”、“他们”，为复数，而不是单数。所以，这就不能说刘少奇在点名批判马寅初。何况，刘少奇的报告早在当年5月就公开发表了。[10]就连1958到1960年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中，也都未有人说刘少奇报告批判马寅初了。根据惯例，马寅初应该列席了八大二次会议。说刘少奇批判了马寅初，那时连马寅初也知道的假话。

③文中陈伯达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与以前所说的版本又都不相同。不知道邓加荣的材料来源于何处？

④此文说陈伯达5月4日向马寅初发难后，“北京大学就对马寅初展开了点名批判……”，与当年的事实都不相符合。北京大学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开始于3月份全国开展的“双反”运动中。早从1957年开始，全国就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群众之间、干群之间，互贴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提意见，是那个时代的“时尚”。现在有据可查的，早在3、4月份，已经有张贴马寅初的大字报，也有马寅初给别人张贴的大字报。[11]公正地说，“双反”运动中，不少的老教授们受到的冲击比马寅初严重得多。

⑤文中“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生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命令他们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是新揭露的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但是，这样一来，与此前的许多揭露又都不一致了。譬如邓加荣《马寅初传》中就说“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是康生“满脸奸笑地对他的手下人”说的话。到底是康生给“他的手下人”即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的话，还是给理论界的领导干部写的信中的话？

⑥文中有“当康生完成了他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同艾奇逊的鼓噪相类比，把一位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著名学者、人大常委划归帝国主义的行列之后，便点燃一支烟，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着，一遍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作者是如何获悉康生这一极为具体的行为细节的？据我们所知，《马寅初传》的作者当年不在康生办公室工作，那一定是采访康生身边的工作人员了。是谁？

⑦杨传又提供了一个马寅初姓马的新版本。

19.马仰惠徐汤莘：《父亲的治学精神》，《华声报》，1987年5月8日。

 

……1958年5月4日，在庆祝北大校庆60周年的大会上，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和父亲同坐在主席台上，却宣判了父亲的“罪状”，一锤定音，把争论变成了围剿，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讨伐。康生等部署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围攻，全国报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像雪片似的飞来……[12]

 

略考

①马仰惠，马寅初的女儿，1918年生。1945年与徐汤莘在重庆结婚。[13]新中国以后，马仰惠长期担任马寅初的秘书。[14]该文还选入《梅岭朝霞一亭红——马寅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奋斗精神》、《走近马寅初》。

②文中“1958年5月4日，在庆祝北大校庆60周年的大会上，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和父亲同坐在主席台上……”，不确。查新华社新闻稿对这次活动的报道说：“参加大会的除全校万名师生员工外，彭真、郭沫若、陈伯达、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15]显然，康生并没有参加北京大学的这次纪念会。

奇怪的是，此前一年，即1986年，徐汤莘与杨勋朱正直合作出版的《马寅初传》中，还是说“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六十年周年，……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这里却又变成康生了。我怀疑这些文章不仅不是马寅初的子女们写的，甚至于让别人替他们写出后连看都不屑看一遍。

③文中“康生等部署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围攻”，《走近马寅初》中改为“康生、陈伯达等部署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围攻”。

20.郑心一： 《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1958年下半年全国报刊形成了围攻先生的批判运动。面对“权威”的巨大压力，先生气愤地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则称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这是针对康生于1958年7月1日在北大对师生作报告时给先生的污蔑之词的答复。）[16]

 

略考

①郑心一，湖北财经学院教师。1988年，马寅初诞生105周年之际，武汉重庆大学校友会联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校友会共同举行纪念活动。在此基础上，由郑心一主编《梅岭朝霞一亭红——马寅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奋斗精神》，其中载有郑心一的两篇文章《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嵊县马寅初先生大事年表》。[17]另，早在1980年给《社会科学战线》写信为宋铁铮指谬，1981年由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为马寅初百年联合举办的“马寅初先生庆贺会”上，曾提交《铁骨铮铮见丹心》的纪念文章。[18]从行文判断，郑心一为马寅初重庆大学执教时的学生。

②郑心一几篇文章中多有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材料，但都属于转抄性质，故未作摘录。摘录的这段引文虽然也是传抄别人的，但郑心一有关对马寅初这段话的诠释，曾被许多人抄转，都以为马寅初那段话出于对康生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实，是郑心一的猜测。如前考证，1958年7月1日康生未曾去过北京大学，更未向北京大学作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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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加荣《马寅初传》，第264、269页。

[2] 《康生同志来到了同学们的工厂》，《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7月23日，第三版；《北京大学纪事》，第639页。

[3] 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第207-211页。

[4] 彭华：《马寅初全传》，第626页。

[5] 朱正直潘岗杨勋：《平生疾腐恶 人民同呼吸——马寅初传略》，《经济日报》主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37、38页。

[6] 杨勋《心路》，第223-224页。

[7] 杨勋《心路》，第224、222页。

[8] 杨勋《心路》，第222页。

[9] 杨建业《马寅初传》，第169-171、172-173页。

[10]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第一版。

[11] 按照《北京大学校刊》的时间顺序检索，《马校长的两张大字报》，载《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22日，第一版；朱正直等：《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7日，第二版；马寅初：《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7日，第二版；董玉昇朱正直等：《马老应正视错误》，《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18日，第二版；樊弘：《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9日，第四版；马寅初：《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9日，第四版。还有，光明日报在4月19日和26日分两次发表的4篇“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也都是给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

[12] 马仰惠徐汤莘：《父亲的治学精神》，《华声报》，1987年5月8日；本文取自《梅岭朝霞一亭红——马寅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奋斗精神》，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222页。

[13] 邓加荣《马寅初传》，第107页。

[14] 诸天寅《陈云与马寅初》，第190页。

[15] 新华社：《陈伯达同志在北大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 老教授必须丢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第一版。

[16] 郑心一：《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梅岭朝霞一亭红——马寅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奋斗精神》，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17] 《梅岭朝霞一亭红》编写组编著：《梅岭朝霞一亭红——马寅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奋斗精神》，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 郑心一：《铁骨铮铮见丹心》，马寅初学生庆贺会编辑组《马寅初学生百岁寿辰》（1981年7月1日，未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