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三

发布时间：2013-1-13 18:13:48 来源：腾讯博客【字体：大中小】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三）

10.严仁赓：《我所了解的马寅初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1981年8月。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北大庆祝花甲大庆，全校喜气洋洋，马老也兴高采烈。在欢欣鼓舞的庆祝大会上，陈伯达却点了马老的名，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于是，吹响了进军号角，给朗朗晴空的节日气氛笼罩了一层乌云。[1]

略考

①严仁赓，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受竺可桢聘请由美国回国担任浙江大学教授。1949年4月24日，即解放军攻城前夕，浙江大学成立“浙大应变执行会”，严任执行主席。杭州解放后，杭州市军管会任命严仁赓为浙江大学接管组成员。“严仁赓夫妇极为活跃，批评各方不遗余力”。8月26日，马寅初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颇出严仁赓意料之外”。[2]1950年，严仁赓北上受聘北京大学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3]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曾带头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大学8月1日第三次批判马寅初座谈会严仁赓作为第一个发言者有题为“马寅初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言。[4]马寅初平反后，除这篇文章外，严仁赓还写有《马寅初先生二进北大》。2008年，《走近马寅初》编者将两文内容糅合并以《我所了解的马寅初先生》为题收入该书。

②严文所揭露的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故事，不仅是唯一的一件陈伯达插手批判马寅初的事件，而且因为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也是所有有关“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事件”中最具权威性的事件。

③除了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以外，此后20多年里，严仁赓在不同的场合还有不同的叙述。1998年，严仁赓在《马寅初二进北大》中这样说：

1958年5月4日，是北大60岁生日。……陈伯达也来了，他当场发表了长篇讲话（就是不久后在《红旗》上登载的那篇臭文）。

在讲话中间，陈伯达突然停了一下，离开讲稿，别有用心地插了一句：“马老也要做检讨”。我当时一愣。陈伯达的闽南话虽然难懂，但因我正坐在主席台上他的身后，倒是听得一清二楚。[5]

又过了将近10年，经过马寅初的侄孙所转述的严仁赓的话是这样说的：

事件的转变是从1958年5月开始的。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马寅初校长助理严仁赓回忆说：“1958年5月4日，那天我主持会议，我看的很清楚，陈伯达在北大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作讲话，讲话的内容就是他在《红旗》上发表的《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内容，但在中间突然加了一句‘马老你要做检讨’。从那时起就开始酝酿对马老的批判。”[6]

因为作者没有交代，我们当然不知道马大成这里的文字是否是严仁赓的直接叙述。

④阅读3次叙述后，我们发现严仁赓在那次庆典会议上的作用各有所不同。第一次没有作者本人，但是，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严仁赓的确参加了那次盛典，并且在大会上选读了莫斯科大学等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的贺礼、贺信和贺电。[7]第二次的叙述说“我正坐在主席台上他（陈伯达）的身后”。第三次说“那天我主持会议”。当然，也不能说这三个叙述有什么矛盾，因为第一次没有说自己就在现场不等于自己不在现场（何况事实上他确实在现场）。另外，后两个叙述中“坐在主席台上他的身后”和“主持会议”似乎也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因为严仁赓在马寅初平反20年后，向我们提供了40多年前那次活动的一些细节，那我们还是根据他的回忆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情况，以便准确了解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需要具体知道严仁赓作为“主持人”，“正坐在主席台上他（陈伯达）的身后”，这一前一后的位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格局，能否“听得一清二楚”吗。

首先，4、50年以前所说的“主持人”都绝然不同于现在官场或者电视新闻、娱乐节目中的主持人。譬如，党的十八大开幕式：“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８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大会由吴邦国主持”。[8]十八大闭幕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后，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胡锦涛同志主持大会”。[9]现在的主持，包括一个单位、部门或者地区的主持，就是“主持”，即实际的负责，“主角”。50年前，无论国内国外，还都没有诞生“主持”这个词。但是，那个年代，每每有盛典活动，会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向参加庆典的人们宣布议程和程序。那时人们并不把这个人叫主持，而叫“司仪”。司仪，就是会议期间报告程序的人。

这个行当中国自古就有，早期时代大约是被称之为贞、巫一类的人来做，这类人当然不是一般的氏族成员，可也不会是氏族首领。后来大约是吆喝“上朝”或“升堂”的人，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但也绝不会是皇帝或者官老爷。北京大学的庆典活动这么隆重，担当司仪的当然不可能是一般的师生，可也不好由党委第一书记陆平或者校长马寅初来做。所以，严仁赓作为校长助理，充当此任正好合适。只是过去的司仪通常都不会有座位，一般都是在麦克风（如果有的话）前大声宣布“大会第某项，由某某某讲话”，呼喊过则后退到主席台后侧的位置站立静候，待主人或嘉宾讲话者完毕，再去宣布下一项议程。不过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讲究平等，校长助理批评、批判校长似乎都是平常事，司仪在前面两次喊话的间隙走回来挤在主席台上坐一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严仁赓说他那天就坐在陈伯达的后面，那么，我们接着就考证一下那天陈伯达在什么位置，从而也大体上能够确定严仁赓在什么位置。

既然严仁赓说他在主席台上，那我们就先考证一下大会主席台是什么样子以及谁都在主席台上。因为没有细致的档案资料，已经无法详尽地确定当年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人员都有些什么人。毕竟时代不一样了，那时候报刊和新闻稿还都不时兴“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和“在主席台前就座的还有……”这样的格式。这就为今天查找那时在主席台就座的具体人员，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尽管1958年是一个破除迷信，提倡厚今薄古和横扫权威的年代，但是我们还是很难想象那天在主席台上会就坐着的是北京大学的一般师生员工，而应马寅初校长邀请参加北京大学60周年庆典的中央大员倒坐在了台下。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常规设想那天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水产部部长许德珩，中央和国务院各部的代表、北京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各局办的代表，以及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委派的代表和嘉宾，有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陆平、第二书记江隆基、第三书记马适安、党委第一副书记史梦兰和其他几位副书记以及各位常委们，还有那天的主角、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他的几位非共产党党员的副校长汤用彤、周培源，等等。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再设想得细致点，嘉宾彭真、郭沫若、陈伯达等贵宾和主人陆平、马寅初等，还该是在主席台前列中央的位置就座。

再下来我们再考证一下主席台的具体排列或设置。3、40以前（1958年距离现在54年）召开大会的方式与现在也大不相同。如果现在召开研讨会，大型的投影仪将会议主题和承办单位都投放在主席台背后的大屏幕上，发言人席位设置在主席台右侧，台下听众聆听发言人的同时还可以享受着主席台正中央空旷美观背景图案的视觉效果。如果是官方的会议，譬如党代会、人代会，大会主席团人数众多，以至于还要单列出“在大会主席台前就座的”人员名单。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持会议的人往往是官阶最高的，本来就坐在主席台前方正中央的位置，其他发言的人当然就到主席台右侧所设的发言席上。遇到一号级别的首长做报告，通常就是二号首长主持会。一号首长虽然也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发言席上，但一方面因为那不叫发言而是作报告，另一方面是一号首长离席期间，其中心位置桌上有显赫的姓名放置在那里，座位也还在那里空着，谁也不敢有不隆重和怠慢的感觉。以前可不是这样。虽然主席台上还是就坐着众多首长和嘉宾，但因为每次作报告和讲话的通常都该是主办这次会议的主角，他们所要讲的也是主办活动的主题或主旨，发言和讲话的位置当然设置在舞台最前沿的正中央。50年代，中国刚开始有了麦克风。一般情况下，发言位置前放置一个1米多的立式麦克风。有的时候则要摆放一张小单桌，低矮的麦克风就放置在上面。像这类庆典活动的各项议程早已是确定好了的，由司仪走到麦克风前一项一项地依次向台下的群众通报，然后是早已确定的致辞、讲话和发言的人再依次走到发言席前完成自己的程序。那个时代时兴群众运动，演讲、动员和发动，都是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们练就的一项基本功，大都是站在发言席上慷慨激昂地讲话。特别是这一类庆典活动，大都是礼节性的祝贺致辞，简短发言。即使安排陈伯达代表党中央祝贺完毕接着再作演讲，也不会有很长的时间。我曾经寻找过那天活动的档案，希望看到一张当时留下的照片，以确定那天主席台前沿是否有一张充作发言席的小单桌，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不过这都不影响我们的考证。即使那天发言席没有搁置一张小单桌，但各位致辞演讲和发言的人总都要依次走到前面去，主席台上各位嘉宾的座位就必须向后推移。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庆典活动第一项是校长马寅初致开幕辞，第二项就是陈伯达代表中共中央祝贺接着致辞演讲。虽然陈伯达是比彭真小了很多的官员，但他今天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彭真除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外，还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长。而北京大学从行政和党组织关系来说，属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下属单位。所以，彭真今天就不好代表中共中央，而是把陈伯达放在彭真前面。历史回放到这里，我们暂时先定格一下。主席台前沿的正中央位置是发言席，再预留一定空间的后面是一排排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首长和嘉宾的座位。严仁赓走到主席台前沿的发言席麦克风上宣布由陈伯达代表党中央致贺词之后，走到本来是由马寅初、陆平等学校领导陪同首长和嘉宾的位置上，与彭真、郭沫若、杨秀峰等坐在同一排？如果按照严仁赓的说法，“我正坐在主席台上他的身后”。陈伯达致贺词时，站立（或者坐着）在最前方中央位置，“他的身后”就该是主席台前排正中央彭真或者彭真左右的几个位置。会议开始前，一定有一个主人陪同中央领导和嘉宾入座的程序，作为庆典活动司仪的严仁赓是不是把他自己也安排在彭真的旁边就座？否则，就坐在中央位置的彭真旁边怎么会有一个座位坐上了严仁赓！但是，且慢，如果仔细分析严仁赓的话，并且拉个慢镜头，这个时刻在彭真身边还真有个空置着的座位。因为根据当时的社会地位，陈伯达和郭沫若应该分坐在彭真的左右两侧。等大会第一项议程马寅初致开幕词以后，严仁赓走到麦克风前宣布由陈伯达致贺词，接着倒走或者后转退下，而陈伯达则起立走向前去讲话。这个时候，“他的身后”真会空着一个本来属于陈伯达的位置。所以，那一定是严仁赓低头弯腰地报告第二项程序“请陈伯达代表党中央致辞”后，与陈伯达对面相迎互换了一下位置，挤着走到彭真旁边由陈伯达空出来的中央座位上。否则，我们无论怎样挖空脑际，都想象不出来严仁赓怎样能处于正在代表党中央致贺词的陈伯达的“身后”。

⑤按照严仁赓的说法，那天“那天我主持会议，我看的很清楚”，也“听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两次都说陈伯达讲的是后来发表在《红旗》上的“那篇臭文”——“《在毛泽东旗帜下》”。十分可惜的是，陈伯达那天演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北大”。[10]《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是陈伯达1958年6月3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党的诞辰27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11] 严仁赓怎么能把陈伯达20多天以后才要讲的话，竟然“很清楚”地提前听到了？

⑥按照严仁赓的说法，陈伯达那天是在讲话中间“突然停了一下”，“离开讲稿”，说“马老要作检讨”。这就是说，陈伯达那天是拿着讲稿的。但是，我们在《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三期上所看到的署名陈伯达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大学六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中，最后用括号注明“讲话记录，经过本人整理，略有补充”。[12]难道说陈伯达竟然这么窝囊，仅只有约2000字的一个简短的讲话，不仅要照着稿子念，而且发表时还不敢用原来写好的讲稿（也许还是秘书代写的？），还须用北大人给他记录的稿子再作整理、补充？

⑦严仁赓说，他把陈伯达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可他的3次所陈述的一句十分简短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句话，竟然一次一个说法：“马老要作检讨”、“马老也要做检讨”和“马老你要做检讨”。

⑧如果再从那天的主题、气氛，以及陈伯达的任务和使命等因素来分析，真的发生严仁赓所说的事情，那倒是很荒诞的。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的庆典。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开始，特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时期，北京大学地下党一直是共产党成功领导青年运动对抗国民政府的一个阵前地头堡。建国以后，中共中央一直很重视北京大学。陈伯达不仅是马寅初校长邀请的嘉宾，更重要的是代表党中央向北京大学上万师生庆贺的。马寅初这个时期还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派的校长，陈伯达身上肩负着中共中央的使命，他怎么会在那么隆重的场合说出如此令北大师生扫兴的话呢？更何况，彭真那时可是排名仅次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讲出这样的话破坏了隆重的节日气氛，让在场的彭真尴尬、不舒服和不自在，他敢吗？

⑨严仁赓的这个说法也与两年前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党委《关于给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精神不符。在那个平反决定中，1958年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显然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严仁赓的话语属实的话，那岂不是北京大学党委隐瞒了陈伯达在大庭广众下所犯的罪行吗？

⑩还有，如果严仁赓的说法属实，联系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编者按语所说康生在1958年4月19日前“指使”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5月4日又有了陈伯达直接批评和批判马寅初，岂不是说，康生、陈伯达从1958年4、5月份开始，就已经联手批判马寅初了。从时间上来看，这场由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手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从1958年春夏之交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年初，前后长达近3年才换得马寅初自动辞职。倘若当年历史果真如此，它意味着什么？

11.王瑞梓顾耀德卓岩松：《百岁老人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5月11日。

时隔不久，到一九五八年夏，由于康生的插手，对马老进行了政治围攻。在这场围攻中，一些批判者竟把《新人口论》说成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硬说马老是“拜马尔萨斯为师”……康生等人还主张把马老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为此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国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得幸免。[13]

略考

①王瑞梓，浙江医科大学教师；顾耀德，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教师；卓岩松，浙江大学教师。

②关于该文产生的背景。

（1980年）11月，（浙江省人口学会）组织调查组到马寅初家乡嵊县进行调查、考察《新人口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实，写了《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的产生和证实》一文，送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交流，后由王瑞梓、顾耀德、卓岩松署名于1981年5月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6月香港《大公报》转载。[14]

③文中“到一九五八年夏，由于康生的插手……”，与光明日报说4月份康生“指使”光明日报、杨建业所说1959年12月15日给北京大学党委布置批判马寅初等时间，都不一致。同样的是，这里也没有具体交代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和内容。不可考。

④关于康生主张把马寅初打成右派，许涤新请示周恩来总理被制止同样是一个没有来源的说法，但它却传播得很广泛。其中有几个问题。

首先，当年确定右派分子的时候，包括全国很有名、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大右派在内都是由被划右派本人人事关系所在的单位决定的。譬如，被毛泽东具体点名批评的“章罗同盟”中的章伯钧、罗隆基，就是由所属的民盟中央机关确定的。相反，从未有哪个右派是需要报请中共中央领导人批准。

其次，许涤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应该是分管和联系全国工商联口的统战对象的，而马寅初的主要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这一类的老先生人事关系实际都在国务院办公厅。即使作为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属于文化教育和科技口。如果康生需要派人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或者沟通，也该是联系文教口的副部长而不是许涤新。

再其次，这一事件在马寅初家属和中央最高研究机构的材料中有许多个版本。

1986年，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参与的《马寅初传》中说：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定位“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15]

同一年徐汤莘在其个人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16]

1990年，马寅初的长子马本寅说：

当时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有些人就趁机攻击父亲，主张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明确指出……[17]

199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说：

……以后，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康生提出将马寅初划成右派问题的请示，周恩来说……[18]

在上述各引文中，首先时间就不一致，另外就事件的主要人物有的没有康生，有的没有许涤新，还有二人全无。如果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事件的各要素就都是已定的，而不会出现许多的版本。相反，事关马寅初政治前途的大事，其子女和中央研究机构的说法都相互矛盾，则反映所述问题的虚假性。

⑤文中所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国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不像周恩来能够讲出来的话。读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深感周恩来对马寅初关照很多，譬如津贴补助、手术医疗，等等。但是，应该知道，这都是那个体制下周恩来的分内工作。周恩来是个很有原则性的人。马寅初是国家行政3级的高干，工资、人事和医疗关系都属国务院管理。考虑到那个时代许多事情还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而周恩来又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人，这就发生了马寅初的一些生活问题都经周恩来审批。其实，在政治问题上，周恩来从不徇私情而去做无原则的事情。一方面是周恩来并不分管“反右”整风的问题，即使统战部有这方面的问题也不会向周恩来请示或汇报。另一方面，骨气、正义感、爱国、经济学家，以及有名气和国内国外有影响，都不是当年划分右派的障碍或条件。事实上，不少这样的人，当年也都被打成了右派。特别重要的是，马寅初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政治前途和去留都是毛泽东才可决定的事情。许涤新一直是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当然懂得这一点，他绝对不会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周恩来那里去让其为难。

⑥分析到这里，需要进一步探究一个与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问题至深的道理。持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观点的人，有不少映射其背后有毛泽东的背景。譬如，杨建业就说：“他（马寅初）的问题是老人家亲自过问的……”[19]更有甚者，有一本书中还说：

或许是康生向毛泽东介绍，或许是他编造，康生到北京大学说，毛泽东看了《重申我的请求》后，向秘书口授：“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时不可手软。”[20]

我们且不辨这一事情的真伪，假使真的这样的话，熟悉上个世纪5、60年代中国政治的人都应该知道毛泽东和他的“班子”成员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之间的工作关系，如果是毛泽东对马寅初有看法或者要指使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这根本不符合毛泽东的风格），然后由康生提出要划马寅初右派，周恩来既不会有另外的态度，更不可能发表明确的反对意见。反过来说，马寅初是一个连周恩来都不可以做主的问题，康生、陈伯达哪里敢擅自批判他？

12. 杨勋朱正直：《一代师表马寅初》，浙江大学《马寅初先生百年寿辰——庆贺会文集》，1981年7月。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正值北大校庆六十周年，全校喜气洋洋，马老也兴高采烈。在欢欣鼓舞的庆祝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斗争进一步升级。善于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分子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无中生有地胡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康生怀着对人民的刻骨仇恨，下令：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攻马寅初的高潮。[21]

略考

①杨勋，195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至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写作此文的时候为经济系教师，党总支副书记。杨勋晚年曾写有个人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厄运》，1958年作为北京大学下乡干部下放农村，未参加学校运动。1958年冬回校，1959年在校。书中有关1958、1959年部分，未见有康生、陈伯达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情节。朱正直，北京大学1956届经济系学生，写作此文时为经济系教师。1958年“双反”运动中，朱正直是经济系大二年级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马老应正视错误》的10多位学生之一，是其中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10位同学的牵头人。[22]1979年北京大学为马寅初落实政策，成立马寅初专案复查小组，朱正直为该小组成员。[23]与杨勋合作写作马寅初传略期间，为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副主任。[24]

②包括为马寅初作传，杨勋和朱正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许多篇有关马寅初的文章（书），《马寅初》（朱正直，载《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8期）、《一代师表马寅初》（杨勋、朱正直，载浙江大学《马寅初先生百年寿辰——庆贺会文集》，1981年7月）、《马寅初传略》（杨勋、朱正直，载《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马寅初传略》（杨勋、朱正直，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平生疾腐恶人民同呼吸——马寅初传略》（朱正直、潘岗、杨勋，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马寅初传》（杨勋、徐汤莘、朱正直，北京出版社，1986年）。除此之外，徐汤莘、朱正直还合作编选了一本《马寅初选集》，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的一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书中，徐汤莘、朱正直合作写了一篇《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立场》，也具有传记性质。

以上7篇（部）文章，有关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情况是，朱正直在1980年发表在《经济学动态》上的《马寅初》未涉及康生、陈伯达；《一代师表》和后面的2个《马寅初传略》虽然有了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材料，但内容比较接近；《平生疾腐恶人民同呼吸》和《马寅初传》较前面3篇文章，不但有康生、陈伯达，而且还多了许多的细节；最后一篇，《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立场》一文中，只有康生“插手”，而没有陈伯达（在该书提供的附录《马寅初生平活动及主要著作年表》中则有陈伯达）。

③本篇文章有关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情节，显然来自于严仁赓。

④杨勋朱正直的文章与杨建业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述北大党委书记传达的康生指示也有差别。杨勋朱正直文中说的“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之后，康生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北大党委书记的传达中没有；北大党委书记的传达中“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之后，康生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指示“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杨勋朱正直的文章中却没有。杨勋朱正直在这里注明他们引述的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笔者曾经多次设法查找这个“校史档案”，北大档案室工作人员都回答说“没有”、“找不到”。

13. 赵廼抟：《不屈于威武不愧对真理——敬祝马寅初老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光明日报，1981年6月15日。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北大校庆六十周年，全校喜气洋洋，马老兴高采烈，在欢欣鼓舞的庆祝大会上，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别有用心地说：“马寅初要做检讨”。次年，反革命分子阴谋家康生把学术争论变成了政治围攻，在他的煽动下，一顶顶帽子接踵飞来……[25]

略考

①赵廼抟，1915年考入北大，1916年马寅初执教北大经济门，为马寅初学生。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②此文所述陈伯达事与同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严仁赓和杨勋朱正直所叙述的为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所说的同一句话（虽有所不同），但未说是自己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也未说明其他来源，可当作来自于严仁赓。

③此文所说康生情节过于笼统，不可考。

14. 新华社：《人大常委委员、我党真挚诤友、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1982年5月22日。

（马寅初）以赤诚之心，针砭时弊，但当时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在康生、陈伯达的策划鼓动下，开展了对马寅初同志的“批判”，把正确的说成为错误的，把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给他戴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国的马尔萨斯”、“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帽子和罪名。[26]

略考

①此文应该还是杨建业采写。

②本文没有刊登新的材料。但是，以新华社新闻稿的形式报道党和国家高规格的治丧活动，用“我党真挚诤友”这样的词语，则表明这一说法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陈伯达共同批判和迫害了马寅初。

15. 许涤新：《〈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序言》，载周永林张廷钰《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 1983年9月。

其次，是关于人口问题。……康生还要进一步给马老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由于周总理的极力反对，康生的这一计划，才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他还在暗中把马老当成“内定右派”！[27]

略考

①许涤新，40年代在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周恩来通过许涤新争取和联系马寅初。新中国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上个世纪50年代中，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马寅初曾经参加过许涤新的一些工作会议。马寅初写作《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文章时，也使用过许涤新提供的包括他的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等许多资料。写作此文时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②除了此文以外，许涤新在1981年马寅初百岁寿辰的时候，还特意为《北京大学校刊》写过一篇《喜庆马老百年寿》，同时刊登在1981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校刊》和《人口与经济》1981年第4期上。2008年，马寅初纪念馆以《回忆同马老接触的日子》为题收入《走近马寅初》。该文并没有说康生、陈伯达批判了马寅初。

③文中：“康生还要进一步给马老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由于周总理的极力反对，康生的这一计划，才没有成为事实”，也没有交代材料的来源。特别重要的是，根据王瑞梓等人1981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的文章，康生要打马寅初右派一事，是经过许涤新请示周恩来才被制止的。但是，许涤新在包括本文在内的几份有关回忆中都没有对此予以回应。如果确有其事，许涤新专门回忆马寅初而不谈自己亲历，倒是不可思议的。

④文中“但是，他（康生）还在暗中把马老当成‘内定右派’”，属于新的资料。却既未交代材料的来源，也未具体叙述康生如何“暗中把马老当成‘内定右派’”。故，不可考。

[1] 严仁赓：《我所了解的马寅初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2] 《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26、519页。

[3] 《北京大学纪事》，第624页。

[4] 光明日报讯：《北京大学举行第三次座谈会继续批判马寅初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58年8月5日，第三版。

[5] 严仁赓：《马寅初二进北大》，《人物》1998年第6期，第16-17页；另，该文以《我所了解的马寅初先生》为题，收进《走近马寅初》，见该书第170页。

[6] 马大成：《〈新人口论〉五十年祭》，《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第21-22页。

[7] 《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纪事》，第636页。

[8] 新华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胡锦涛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一版。

[9]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１３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胡锦涛同志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5日，第一版。

[10] 新华社的新闻稿题为《陈伯达同志在北大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老教授必须丢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第一版；《北京大学校刊》刊登刘关权、金梅的报道题为《彭真、陈伯达同志在我校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

[11] 《北京大学纪事》，第639页；《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7月1日，第一版。

[12] 陈伯达经过修改发表的题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第14页。

[13] 王瑞梓顾耀德卓岩松：《百岁老人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5月11日，第三版。

[14] 浙江省计划生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计划生育志》，中华书局，2004年，第277页。

[15] 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第207页。

[16] 徐汤莘：《深情厚谊，肝胆照人——记周恩来总理关怀马寅初先生的几件事》，政协辽宁省本溪市委员会中共本溪市委统战部《相遇贵相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17] 马本寅：《马寅初传略》，载《北洋大学人物志》，天津出版社，1990年；该文后收入《走近马寅初》，本文取自该书，第443页。

[18]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9] 杨建业《马寅初传》，第223页。

[20] 李正宏黄团元：《民族瑰宝马寅初》，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21] 杨勋朱正直：《一代师表马寅初》，浙江大学《马寅初先生百年寿辰——庆贺会文集》，1981年7月，第114页。

[22] 《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7日第二版、18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