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二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续二）

3.  田雪原：《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后对马寅初的批判突然升了级，在他当时工作的北京大学，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接连不断，有的还面对面地“短兵相接”，“挖老根、算旧账”，甚至进行个人人身攻击。再看看报刊上那些文章，简直是骂不绝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那个“左派理论家”插了手，他发了一道指示：马寅初的观点就是艾奇逊的观点，要象批艾奇逊那样批马寅初。[1]

 

略考

①田雪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人口学家。写作此文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79年4月由教育部机关调入），[2]该文提出的康生批判马寅初是不同于杨建业和光明日报“编者按”的又一个新的事件。由于这是一件对于批判马寅初很切题的材料，几十年来曾被许多给马寅初写传的作家们反复传抄。

②田文“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后对马寅初的批判突然升了级”，过于笼统。实际上，在马寅初要求在1959年11月号刊登他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以前，该年还是他颇为风光的一年。[3]1月1日，马寅初外出视察5个月归来。16日，即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的身份应邀参加了有周恩来总理出席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开的招待会。[4]2月13日，又参加了首都庆祝中苏同盟九周年庆祝活动。[5]3月12日，马寅初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6]隔了3天，马寅初参加全国政协招待日本访华团的酒会。[7]4月12日，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8]4月27日，马寅初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9]4月28日，马寅初等21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发言，呼吁印度人民回击扩张主义分子，堵住威胁中印友谊的逆流。[10]5月2日，马寅初以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名义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的理事。[11]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并在主席台前就座。[12]9月13日，马寅初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谴责尼赫鲁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13]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由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14]9月28日，马寅初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祝大会上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就座。[15]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应该知道，仅凭这些活动就表明马寅初没有政治问题。事实上，1958年的“双反”运动已过，北京大学和社会上基本上已没有批判或批评马寅初“学术思想”和“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社会上恢复前一年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1959年11月30日刊登庄次彭的《驳马寅初的“团团转”》和《新建设》11月号的杂志开始的。分析这两份报刊重新批判马寅初，不难发现概源于马寅初在《新建设》上所发表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该文中，马寅初有一个“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严正声明。同样显然地是，杂志还未发表，《新建设》就将马寅初的文章透露给了光明日报。所以，11月30日的光明日报就有了回应11月号上刊登的马寅初的文章，重开批判马寅初的活动。北京大学1959年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也该是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发给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挑起的。所以，不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后对马寅初的批判突然升了级”，而是该年年末，光明日报和《新建设》重新开始了对马寅初的批判。

③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想了解康生在何时、何地、向谁指示了“要象批艾奇逊那样批马寅初”。

④与本文考证的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田雪原是唯一的一位人口学家，自后有不少次机会再回到这个话题，我们逐一梳理，看能否提供出有价值的线索。

1979年11月，田雪原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马寅初《新人口论》一书中说：

 

……但是在那个“理论权威”插手以后，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伐，[16]

 

1997年，田雪原在为《马寅初人口文集》所写的“代序”中说：

 

……自从那个“理论权威”插手后，把马寅初当作艾奇逊来批，争论变成了围攻，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伐……[17]

   

1998年，田雪原在他为《马寅初全集》所写的《前言》中仅仅说：

 

（马寅初）在遭到批判和被扣上“中国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后，他坚持真理，毫不退缩……[18]

 

在这里，已经不见康生的影子了。

2009年，田雪原在他的专著《中国人口政策60年》有关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文字中，是这么说的：

 

那时盛传以“党内理论家”著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1958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7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给马寅初定的调子是马尔萨斯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后又听说康生亲自给理论界一些领导写信，布置要像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19]

 

谢天谢地，卖了30年的关子，终于说出了谜底。原来是“听说”的。顺便指出，田雪原这里说1958年康生在共产党诞生纪念会上的讲话也属于子虚乌有，后面我们还有专门的考证。

4.朱相远：《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马老已是年近八十高龄，仍四处疾呼要控制人口，但却因此成了反面教员。记得一九五九年的一个下午，那位“理论权威”到北京大学阴阳怪气地问道：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人口论”，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他这一棍子，犹如拍卖商的大木榔头，一锤定论。[20]

 

略考

②
朱相远，北京饲料研究所研究人员。该文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的。

②文中“记得一九五九年的一个下午，那位“理论权威”到北京大学”，有误。查《北京大学纪事》和《北京大学校刊》，康生在1959年未曾去过北京大学。

③关于马寅初姓马的问题，版本很多，暂不考证，仅举其有代表性的说法列举如下。

根据可考文献，最早说马寅初姓马的资料来自于1958年5月北京大学的一张题为《马老究竟属于哪一个马家》的大字报。署名哲学系进修生陈京璇、研究生诸葛殷同的两位学生在大字报最后说：

 

马老说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而我们只能说马老是在新中国开设了一家马尔萨斯的马家黑店。[21]

 

宋铁铮：

 

1958年…党内那个“理论权威”插了手，亲自出马到北大阴阳怪气的责问马老：“你要考虑你这个‘马’是属于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22]

 

邓加荣之一：

 

到了一九五九年冬，斗争进一步升级。……那个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人就坐在马老身边，他睨视着马老，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23]

 

邓加荣之二：

 

（一九五八年）七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召开了第一次批马大会，……那个后来被称为“理论权威”的康生就坐在审判席上。他把两只阴险谲诈的眼睛藏在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后面，伸着挺长的大下巴，皮笑肉不笑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24]

 

杨勋、徐汤莘、朱正直：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他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25]

 

穆欣：

 

有一天，康生还曾亲自到北大参加过批判座谈会，并且打断别人的发言插话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康生这时列举马寅初的一些观点，然后就又恶狠狠地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26]

 

但是，笔者认为最精彩的还是山东大学教授宋运郊的版本。宋教授语言生动活波，我将该节的全文引述过来，充作调节本文繁琐考证和枯燥文字的气氛。

 

马老说人口问题

1957年马老在大饭厅讲人口问题，具体时间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是不冷不热时节。事前小饭厅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有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文字要点是“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仅定于×月×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无论格式、内容、措辞和语气都是马老个人的，不同以往，令人既觉得新奇，又对马老“请柬”中的谦虚谨慎的态度感到敬佩。

在北大学生当中，马老历来是传奇人物，一是他的谦恭敬业，二是他的尊师爱生，三是他的不拘形迹不拘言辞（例如他常说的口头语“兄弟我”），四是他对共产党的恭敬尊重，不犯规矩，例如他对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从不胡乱表态，都是说，“这个事情应当请示江（隆基）先生，我们是有分工的，他做得比我好”。那天他以个人名义邀约大家来听报告，这绝对不同于当年北大每周一次的时事政治报告，因此到会的人也很踊跃。马老一边讲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预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下边听讲的人议论纷纷，不时有人向台上递送条子。

听报告或者讲演递条子是当年北大的一个传统方式，无论是什么大人物，无论讲的是什么严肃的论题，都挡不住听众的“条子攻势”，或是补充提问，或是谈论个人认识体会，还可能是某些个人质疑。条子由后向前，通过人群向台上递送，谁也不敢扣押，一有非礼行为必遭嘘声谴责。但可以就着原来的条子表示个人见解，例如“我也有同感”或者“此说谬矣”等等，都是常见的中转者的批语。条子地送到台口，主持会议的人就会低头到台口接来条子，按照顺序依次压在主讲人的茶杯下面，以待告一段落时请主讲人逐一解答。切中问题内容坦然解答的往往可以获得热烈掌声，否则难免嘘声应对。

马老讲演那天，台下有一张条子传到主持人（记得那天的主持人是大学办公室主任高望之先生）手里后就中断了历来的传递流程，这时台下传来嘘声不断，马老立即停止讲演前后左右光顾，发现这是针对主持人的，立即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高先生红着脸立即从提包里拿出一个条子，双手恭敬地把它送给了马老。马老接过条子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当即举着条子表态：“我先念念吧：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稍稍停顿，“我现在就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此时马老的话被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哗，哗，哗，哗，……一个六十上下的老人，当众说出这样充满个性魅力的话语，让人赞羡不已。稍倾，马老接着说，“也是马克思的马！”语言果断，声调铿锵。台下又是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下面的话就是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表示那和我马寅初的观点绝不相同。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许多细节都不准确了，但当时这点插曲我却记得牢牢的，历历在目。马老的爽朗铿锵，高望之先生因为好意带来的尴尬，都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只不过弄不清当时那个条子有没有特殊的背景。[27]

 

追问马寅初姓马的故事本是利用文字游戏给马寅初开的一个玩笑。但是，这个文字游戏中隐含着政治内容，在有趣的故事中又渗透着严肃的政治倾向，幽默里体现出庄重，符合那时的社会思潮和背景，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是否是康生，需要考证。根据1958年5月17日北大校刊刊登的大字报“马老说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说明这个故事应该在写这份大字报以前已经发生过了。而说康生质问马寅初属于哪个马家的故事，都是1958年7月份以后甚至是1959年12月份以后的事情。这个故事虽然有意思，但与马寅初第一次过招才有趣。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再次在大庭广众下重复众所周知的幽默，不仅没趣，那简直是庸俗，俗气，俗不可耐！所以，相比之下，宋运郊说1957年4月马寅初在报告会上回答来自听众姓马的问题，似乎可信。

5.新华社：《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 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决定指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1979年9月14日。

 

一九五八年我们对马寅初先生错误地进行了点名批判。一九五九年那个“理论权威”插手，混淆了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马寅初先生又进行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判，并给马寅初先生扣了许多政治帽子，致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校。[28]

 

略考

 ①根据杨建业自己说这一时期他所采访写出有关马寅初的文章10多篇，特别是那篇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的文章得到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批示，这对于新华社来说也是荣耀的事。新华社这一时期有关马寅初的新闻稿应该都会委派杨建业出马。所以，这篇重要文章也该是出于杨建业之手。

②引文是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中的话。前一句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对马寅初先生错误地进行了点名批判”，则是承认北京大学党委在1958年点名批判马寅初了。不过，按照北京大学党委的这个决定，因为那个“理论权威”是1959年才插手批判马寅初的，所以，且不论北大党委是否真的点名批判马寅初了，而1958年北京大学对马寅初的批判却是与康生没有关系的。

③后一句说“一九五九年那个‘理论权威’插手，混淆了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马寅初先生又进行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判……”，算是笼统、含糊地承认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与康生有关了。但是，这样的叙述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康生在北大以外的地方插手批判马寅初，北京大学受其影响也在校内批判了马寅初。二是康生直接插手北京大学，但这需要具体交代康生在1959年几月几日、对谁交代，或者以什么方式“插手”北大批判马寅初的？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平反决定中一概没有交代。

④但是，新华社记者杨建业最初在《国内动态清样》中说康生“插手”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事情却描述的相当具体。例如，1959年12月15日，康生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同一天，党委书记召开常委会传达了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指示；12月17日，北大党委还向北京市委大学部送交报告，提出了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北京大学党委的平反决定对这一经过中央领导批示过的材料未曾具体回应，说明北大党委并不承认杨建业的说法，这就为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埋下一根致命的楔子。

⑤事实上，早在陈云、胡耀邦等给杨建业的文章批示为马寅初平反之前，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已经有过一个批示。但是，该批示并未推动马寅初的平反活动。北京大学党委等基层单位最初对马寅初平反的抵触，说明这一事件存在一定的问题。

1979年1月2日，陈云给马寅初复信“请他相信，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终究会得到平反昭雪的”，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收到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

 

中共中央：

    马寅初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已蒙“团团转”罪二十年。

    他是最早主张我国要节制生育的有识之士，这是反当时潮流的。我以为，不论其他罪名是否成立，这一点总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怀念的。

    现在中央已着手解决党内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党外人士的冤案也应切实、恰当地处置。

             此致

敬礼

上海冶金所相德钦

        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29]

 

2月1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迅即对这一群众来信做出批示，“请任穷同志阅批”。[30]经过将近两个月的交涉，4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将相德钦的来信和华国锋的批示转给教育部党组和北京大学党委，并发函说：

 

经了解，马寅初先生一九五九年受批判是当时北京大学组织的，批判的内容属于学术方面的问题。因此，将中央负责同志对相德钦来信的批示复印件转去，请你们研究解决马寅初先生的问题。[31]

 

中组部将批判马寅初事件的性质界定为“学术方面”，也没有康生、陈伯达的插手，即使有华国锋的批示，也未能成功推动给马寅初平反的活动。

6. 孙冶方：《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经济研究》1979年10月号。

 

最近读了龚明同志7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如果没有民主，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的文章。回想当年对马寅初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正确主张的批判，无论是1958年以前或1959年底以后，两次高潮，都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特别是后一次，在那个理论“权威”——后来成为“四人帮”的顾问——的策动下，更加变本加厉……龚明同志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双重反响。一是觉得有责任向马老致歉意。这是因为，1958年起围攻马老时，我正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代理所长的职务。由于奉行唯上主义，对于布置批判马老没有好好地问一个为什么。也没有认真看马老的文章和意见，而是等因奉此，照转照搬……[32]

 

略考

①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因主张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仍发生作用而被当作修正主义，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一直遭受批判。

②此文说“特别后一次”即1959年康生“策动”批判马寅初，但并没有具体的材料，似采信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平反决定的说法，非一手资料。 其实，孙冶方也没有细推，如果按照他所认可的1959年康生“策动”批判马寅初，那就同光明日报认可的康生早在1958年4月“指使”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说法不一致了。

③孙文有“由于奉行唯上主义，对于布置批判马老没有好好地问一个为什么”，似乎属于第一手资料，但未有具体何年何月何日、谁招集会议，以及“布置”的具体内容等重要元素。不可考。

7. 杨建业：《真理在他一边——记九十八岁的马寅初老人》，《人民教育》1979年第10期。

 

    一九五九年党内那个“理论权威”直接插手这件事，提出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批判，要把马寅初批臭；并且亲自指挥、鼓动。[33]

 

略考

 文中“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学术、政治问题一起进行批判，要把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在杨建业1979年6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上的文章《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这是北京大学党委1959年12月17日给北京市委大学部的报告中的话，这里又变成康生说的了。

8. 宋铁铮：《不畏权势 坚持真理——记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958年…党内那个“理论权威”插了手，亲自出马到北大阴阳怪气的责问马老：“你要考虑你这个‘马’是属于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又布置北大领导要像批判艾奇逊一样批判马寅初，要把马寅初拉下来。……马老在《新建设》上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然而在发表时却按照“理论权威”的旨意，加上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编者按》“……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34]

 

略考

①宋铁铮，不详。曾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同名宋铁铮，1939年12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绍兴。1958年医科肄业考人北京北方昆曲剧院，文革前为该院主要演员。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从样板团“五七”干校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红楼梦研究室、舞蹈研究所。其中个别项似与马寅初有渊源，仅供参考、存疑。[35]

②本文所提资料都无来源，但考虑到这是最早的一篇有关马寅初传记性质的长篇文章，且该文发表在当时理论界较有影响的理论刊物《社会科学战线》，而所述文字与以前皆有差别、传播广泛，故列为考证对象。

③该文以“二十年后”、“早年”、“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战士”、“把学术研究献给中国”、“身在赋闲 心在战斗”为题，介绍了马寅初的一生，发表在该期刊1月号上，湖北读者郑心一在当年4月21日仅就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时期的材料，提出几点“补正”。

 

编辑同志: 你刊所载宋铁铮同志介绍马寅初先生事迹一文(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关于马先生被拘禁前后有几处与事实出入较大，特说明如下：㈠中国经济学社年会是在马先生未被拘禁之前,由马先生主持在重大召开的。当时马先生的主张尚未提出。在后方的经济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马先生被拘禁后,根本不会让他主持开这个会了。㈡马先生回渝后，并未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课。当时重大学生拟请马先生回校主持校务,为反动派所拒绝，后来马先生采取“草地讲学”方式，学校当局也予以阻挠，当然不会允许马先生到立信去任课了。此或系马先生未被拘禁之前，曾特聘潘序伦先生在重大商学院开设“会计学讲座”，而误认为马先生曾在该校上课，这也是不会被批准的。㈢祝寿会因学校阻挠，未能在大礼堂举行。只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会上潘梓年同志送来了两幅对联并代表共产党参加了祝寿会。[36]

 

④宋文关于康生说马寅初姓马的问题，与北京饲料研究所朱相远等叙述的情节、语言都有差别。

⑤宋文关于像艾奇逊一样的说法接近田雪原。

⑥宋文关于《新建设》杂志按照康生“旨意”加些的编者按语，是一个新的材料。但是，同样没有交代材料的来源和出处，也未有康生交代该杂志旨意时的时间、地点、具体人和内容等。但是，当年的《新建设》杂志总编辑吉伟青就这个事情有个回忆。他说：

 

马先生……又送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予以发表，并加有编者按语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否认阶级斗争，这就把他从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根本分歧告诉了大家。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批判。（这个按语是在极“左”的思潮影响下写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37]

 

可见，吉伟青并不承认他们是按照康生的旨意写这个按语的。

9. 邓加荣：《记人口学家马寅初》，《当代》1980年2月号。

 

到了一九五九年冬，……马老已经是临近八十岁的老翁了，但仍被拉到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坐在台上，接受全校师生对他的批判。那个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人就坐在马老的旁边，他睨视着马老，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38]

 

略考

①邓加荣，光明日报记者。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为马寅初平反的精神通知光明日报，报社旋即委派邓加荣采访马寅初。[39]除本文以外，先后还写有《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40]《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41]《第一本〈马寅初传〉诞生始末》等。另写有《马寅初传》。

②查，所谓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期间，没有发生过马寅初“被拉到”现场的事情。1960年1月11日举行的200人参加的“讨论会”，算是批判马寅初的最后一次“批判会”，那也是应马寅初的要求并与马寅初商定召开的“小型座谈报告会”，“马寅初校长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发言”。[42]

③查，1959年冬，康生未去过北京大学。

④关于康生说马寅初姓马的说法，与其他版本又不同，既简单又未列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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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雪原：《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第三版。

[2] 《田雪原传略》，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 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第67页。

[4] 新华社：《苏联宇宙火箭是保障和平的福音》，人民日报，1959年1月16日，第一版。

[5] 新华社：《首都隆重庆祝中苏同盟九周年 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地热烈展开庆祝活动》，人民日报，1959年2月14日，第一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59年3月12日，第二版。

[7] 新华社：《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酒会  招待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人民日报，1959年3月15日，第一版。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人民日报，4月12日，第二版。

[9]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人民日报，4月28日，第一版。

[10] 新华社：《人大代表呼吁印度人民回击扩张主义分子  堵住威胁中印友好的逆流》，人民日报，4月29日，第三版。

[11] 新华社：《深入宣传苏联学习苏联全力发展中苏伟大友谊 中苏友协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会 会议选出宋庆龄为总会会长并通过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5月3日，第一版。

[12] 新华社：《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人民日报，5月4日，第一版。

[13] 新华社：《要求印度政府遵守五项原则珍惜中印友谊》，人民日报，9月14日，第二版。

[14] 新华社：《毛主席邀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等举行会议》，人民日报，9月16日，第一版。

[15] 新华社：《在我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国各方面的人士》，人民日报，9月29日，第二版。

[16] 田雪原：《马寅初先生和他的“新人口论”》，马寅初《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76页。

[17] 田雪原：《马寅初先生和他的人口理论》，田雪原编《马寅初人口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

[18] 田雪原：《〈马寅初全集〉前言》，《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9] 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1-62页。

[20] 朱相远：《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第三版。

[21] 陈京璇诸葛殷同：《马老究竟属于哪一个马家》，《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17日，第三版。

[22] 宋铁铮：《不畏权势 坚持真理——记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5页。

[23] 邓加荣：《人口学家马寅初》，《当代》1980年第2期，第207页。

[24] 邓加荣：《马寅初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64页。

[25] 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208页。

[26]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61-63页。

[27] 宋运郊：《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马寅初纪念馆编《走近马寅初》，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03-205页。

[28] 新华社：《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 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决定指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人民日报，1979年9月15日，第二版。

[29]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24页。

[30] 杨建业的《马寅初传》未注明该批示为华国锋。根据《北京大学纪事》所说的华国锋批示的时间和内容，可断定杨说的“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即是华国锋。见杨建业《马寅初传》第224页，《北京大学纪事》第959页。

[31] 杨建业《马寅初传》，第225页。另，我怀疑杨建业在转述过程中用“中央负责同志”替代了“华国锋主席”几个字。暂存疑。

[32] 孙冶方：《经济学届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第59页。

[33] 杨建业：《真理在他一边——记九十八岁的马寅初老人》，《人民教育》，1979年第10期，第23页。

[34] 宋铁铮：《不畏权势 坚持真理——记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5页。

[35] 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官方网站相关资料，http://www.zgysyjy.org.cn/newart/neiyongye.jsp?class_id=1624。

[36] 郑心一：《关于马老事迹的补正》，《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150页。

[37] 吉伟青：《我所了解的〈新建设〉》，《百年潮》，2003年第6期，第20页。

[38] 邓加荣：《记人口学家马寅初》，《当代》1980年2月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7页。

[39] 见邓加荣《第一本〈马寅初传〉诞生始末》，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9日，第十四版。

[40] 邓加荣：《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

[41] 邓加荣：《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42] 《北京大学纪事》，第659-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