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里谁不文明？

大连市是全国有名的一座美丽城市，它还有一个光荣的称号“全国文明城市”。但是它在2012年却发生了一桩不美丽、不文明的事情。该市在这年投资800多万元，在全市范围里配备了新型的垃圾箱、垃圾桶8000余个。但是，这些设施刚刚在公共场所安装，就连续被偷盗，从5月份到年底，仅仅在中心城区就有约150只垃圾箱、100只新式果皮箱丢失或损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一些市民卸下上面的万向轮，拿回家做成手推车，有的把整个不绣钢垃圾箱搬回家里做了酸菜缸，还有的干脆将其砸瘪了卖到废品收购站。

这些偷盗垃圾箱桶的市民，将公共物品占有己有，其行为不仅“不文明”，其实已触犯法律，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律采取行动来惩处这种行为。但是，现实又告诉我们，法律对这种“小偷小摸”行为很难有动作，因为从事这种行为的实在不算少数，普通民众对于这种没有直接触犯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也可能恨不起来，法律不大会为这种行为动用公安、司法资源，充其量只会抓住一两个典型“杀鸡儆猴”。因此，人们习惯于追问的倒是，政府在公共场所设置这种高档的垃圾收集设施是否有其必要？一个垃圾箱桶就需要1000多元，其造价是否太高？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场所设置这种造价超过1000元的“豪华”垃圾箱桶，是不是在拿“肥肉”考验市民素质？

面对这些问题，大连市有关政府部门一定会感到很委屈，大连市已经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市民“贪小”呢？这岂不是给“文明城市”抹黑么？看来，大连接下来要开展的一定是更深入的文明教育，以提高市民的道德水准。估计官员们一定会对这种文明教育的成果很满意，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成果其实只是根据官员的需要描摹出来的，它与普通市民基本上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以预见的是，大连市安装的这种新型垃圾箱桶仍会继续失踪，直至“全军覆没”。因此，以提高市民道德素质来让其适应“文明城市”的要求，是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大连市民的道德素质应该打几分，而是大连市政府为什么要花费巨资安装这些垃圾箱桶。当一个“文明城市”的桂冠加冕于大连以后，大连市政府的职能部门自然处处要以“文明城市”的准则来建设城市，点缀城市，但是，这种在权力推进之下的“文明城市”却不可能抵达居住在大连的每一个市民的内心，而文明偏偏是基于人的内心所表现出的一种社会规范。因此，大连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公权力认为的文明和渗透于民间的文明的冲撞。在公权力指挥棒之下的文明总是要求自己治下的民众成为道德君子，将一大堆公权力需要的理念作为文明的内容灌输于市民，但是，民间的文明却是老百姓从自我的需求出发，他们对文明的认可是参差不齐的。比如，在这些将公共设施占为己有的市民中，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熟人环境中很可能也是一个好人，他们一般不会随意侵占他人的私有财产，但是面对公共设施时，他们却顺手牵羊了，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认为这种举动并未侵犯他人的私人利益。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也是普通民众缺乏公共意识的一种表现，但这正表现出了民间文明的参差程度，政府期望用一根整齐划一的文明标尺来规范老百姓的日常行为，实在是做不到的。

“文明城市”评选在我国已开展数年，并公布了两批名单，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入列。但是，这种由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推进的评选，只能是公权力进行的游戏，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它可以成为官员晋级的资本，民众却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在法律之外多了一道约束自身行为的戒律。值得警惕的是，当政府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建设的时候，政府很可能会利用手握的公权力侵犯民众的私权力。比如，城市里的乞丐、流浪人员在政府看来无疑是对城市观瞻的严重破坏，与“文明城市”的形象格格不入，因此公权力总是会强行将这些人员收容甚至驱赶，而这种行为恰恰是很不文明的。再如，为了达到“文明城市”的标准，政府更方便做的是建设各种华丽的标志性建筑，为此而强行对民居进行拆迁，以至在一些城市酿成群体性事件。但是，上级部门在进行“文明城市”评选时不会将这些很不文明的行为统计在内，因为这些行为的结果达成了“文明城市”评选所要求的目标。

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当然希望其治下的民众是具有充分文明修养的人群。但是由于文明是参差不齐的，因此政府没有必要用它自己认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民众，以为戴上了一顶“文明城市”的桂冠，城市就会成为一个“理想国”，那实在是权力的错觉。以此来管理城市，只会遇到像大连这样的尴尬事，甚至权力会在文明的口号之下干出不文明的行为，加剧社会的矛盾。管理城市的工具，只能是法律，这是对所有人的最低要求，但这种最低要注也保证了城市的基本秩序，只有加强法治，包括政府在内的城市中所有人都规范在法律的框架下，城市才能变得越来越美好。

（凤凰周刊·城市，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