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富人加税是一个错误信号
□金旼旼
16世纪中叶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混战时代，各国诸侯互相提防，关卡林立。但尾张诸侯织田信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幅降低赋税，拆除关卡促进自由贸易，商人、财富和信息迅速涌入尾张，其实力迅速壮大，织田最终得以纵马天下。
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一定会流向更加开放、赋税更低的国家。即便是在日本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森严壁垒也无法阻止财富向具有更优秀制度的国家汇聚。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资本、人才和产业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制度竞争远比战国时期的日本更加严峻和紧迫。因此，一个国家对财富和资本发出何种制度信号，可能影响其未来多年的经济竞争力。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不少国家都发出了给富人加税的制度信号。在英国，年收入15万镑(即24万美元)的富人税率被提高至50%，英国副首相甚至提议加征“大亨税”；在美国，给富人加税已成为总统奥巴马的道德大旗，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富人加税也成为其唯一可以夸耀的“政绩”；在法国，左翼总统奥朗德上台之后，对富人征收75%的重税也成为其新政标志。
要求给富人加税的呼声之所以在当今颇有市场，一方面是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另一方面，对富人加税也被不少政府视为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对富人加税并不能解决国内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煽动仇富情绪的政治戏码更是释放出了极其错误的制度信号，将损害一国在当今世界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富人是流动性最大的阶层，也是对税率最为敏感的阶层。在奥朗德颁布对富人征收75%重税之后，法国著名影星“大鼻子”杰拉尔·德帕迪约宣布放弃法国国籍，加入了俄罗斯国籍。这并不是法国左翼政客第一次吓走富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密特朗上台后，路易威登的CEO贝尔纳·阿尔诺曾一度避居美国三年，去年奥朗德上台后，他又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
在大西洋彼岸，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去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2011年，和萨维林一样为了避税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多达近两千，是三年前的八倍。如今全球经济越来越开放和自由，放弃一国国籍的难度也越来越低，这意味着高税收吓走富人的概率越来越大，这也要求各国领导人对税率问题必须比以往更加谨慎。
况且，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富人的避税能力是最强的，即便不移民，富人也有多种方式避税，导致加税措施“口惠而实不至”。英国从2009年决定将富人税率提高至50%，还推出针对银行家的50%红利附加税。但一年多以后，连英国财政大臣达林也承认，加征红利附加税的政策无效，因为银行家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避税。而英国财政部的统计也显示，对富人加税之后，政府税入并没有如预计那样增加。
此外，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富人的转移税负能力是最强的，因此对富人增加的税负可能最终转嫁到穷人身上。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如果针对他的税负提升了，他既可以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让消费者分担税负成本，也可以通过削减成本让工人来分担税负成本。两种结果的实际受害者，可能恰恰是对富人加税政策希望帮助的中低收入阶层。
指望对富人加税可以解决财政问题更是缘木求鱼。和为之投入的政治资源相比，给富人加税带来的效益可谓微乎其微。在法国，75%的重税每年只能增加2.1亿欧元的政府税入，仅占政府增税目标的1%。在美国，奥巴马力推的对富人加税政策，今年估计可给联邦政府增加200-300亿美元的税入，但相比万亿美元左右的年度赤字，这场艰难的政治战役只解决了2%-3%的财政问题。可以说，富人税问题导致美国财政改革努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富人加税非但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将损害企业家精神，威胁经济活力。富人收入中税收占的比例越高，意味着投资再生产占的比例就越低，这意味着政府赋税将会挤出私人投资。而如果富人减少投资，就会减少新增就业岗位，经济将受损，失业者找到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小。因此，对活着的富人降低税收将刺激经济，而对死了的富人增加赋税(遗产税)才是实现社会再分配的合理方法。
通过富人税问题煽动仇富情绪是政府无能的表现。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应当通过惩罚富人，而应当通过帮助穷人。因此，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贫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重点不在限制富者更富，而是避免穷者更穷。
美国和欧洲的政治新动向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虽然政治是国内的，但影响是国际的。虽然对富人加税这样的政策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却可能造成一国制度的比较劣势，进而损害其发展前景。一国政治领袖在做出决定之前，务必应考虑其政策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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