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 梁中堂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是最近30多年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定案。因为它隐含着党和国家最高层面反复对待马寅初有关计划生育的主张，以及由此造成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长等历史教训问题，有不少的论著并且还由此出发再引申出共和国一系列有关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方面的历史结论。[1] 但是，这是一个产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和建立在并不可靠的事实基础上的故事。所以，严格考证这一事件，对于接受一个真实的中国现代史无疑是很重要的。

陈伯达和康生都是中共八大后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无论八大还是九大，凡属公开并列排名时，陈伯达都是排列在康生之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一方面可能因为康生在党的十大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高于此前他和陈伯达都曾有过的位置。另一方面，制造马寅初受到党和政府错误批判说法之初，党内外的关注点集中在康生身上，把康生当作历史上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只说康生批判了马寅初。马寅初的问题得到党中央的关注并被批准平反以后，才又出现陈伯达。康生是重点，是主角，所以，就有了康生、陈伯达这样的表述范式。本文遵循1982年马寅初去世后新华社专稿中的表述方式，亦采此说。[2]

 

一、事件产生的社会背景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是在1979年年中产生的。

1979年，这是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正在历经拨乱反正的年代。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复出而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为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特别是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率领中组部迅速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局面。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会议上讲话说，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此后，大量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受到冤屈的当事人或者亲属都开始向各级党和政府提出了申诉，一大批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案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1978年11月至12月相继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平反历史冤假错案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1月12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会上，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做出决定的6个问题，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因各种情况本应由组织承担责任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问题，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严重错误问题。[3]陈云发言结束，东北组当即响起长时间的鼓掌。会议印发简报后，又在整个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对于因1976年清明前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几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㈠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㈡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决定撤销中央1975年第23、24、26、27号文件、1976年第2、3、4、5、6、8、10、11号文件；㈢为在“二月逆流”案件中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平反和恢复名誉；㈣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错案平反；㈤中央认为，彭德怀同志是我党一位老党员，曾经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㈥陶铸同志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㈦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4]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宣布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场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工作迅即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11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七二○”事件平反。29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法院《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要求全国法院系统在复查工作中，要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严明法纪，有错必纠。1979年1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的报告，对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判的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及受牵连的干部彻底平反。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宣传部长会议，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联合报告，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17日，中共中央决定为彭真同志平反。26日，文化部为冤假错案平反。3月21日，总政治部为冤假错案平反。28日，中共中央为杨成武等军队干部平反。6月8日，中共中央为陆定一平反……[5]

中央推动在全国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内也在酝酿揭发和批判康生的罪恶活动。康生早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期间，以极左的方式搞审干运动，就在党内留下了极不好的名声。“康生是鬼不是人”——这是“文革”后陈云对康生的评价。据曾担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说，对于康生这个人，耀邦非常厌恶。陈维仁说，每当提起康生，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6]1956年八大后，康生分管中央党校工作、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以及在中苏两党论战期间参加撰写“九评”的工作，赢得党内理论权威的名声。但是，也是在此期间，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一些对杨献珍、林枫、孙冶方等人的错误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又伙同陈伯达、江青等，整了不少的干部。其中康生长期分管的中共中央党校，成了一个“重灾区”。1977年3月，胡耀邦到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9月3日，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组成的支部代表王富长在“整风会议”上，首次揭发康生的问题。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实际是支持的。他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是可以提的，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贴出揭发康生的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就是林彪、“四人帮”的路线。继此，康生的问题开始在中央一些机关得到不同程度的揭露。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小组会议上讲到康生的问题时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7]

 

陈云发言以后，也在东北组的赵健民接着就揭发了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他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等在华北组，吕正操在华东组，都讲了六十一人案、“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谢富治的问题。19日，华国锋对湖北省的两位领导谈话时说，康生和谢富治的民愤很大，对他们的揭发批判是应该的。[8]陈云发言以后，胡耀邦又组织有关人员利用中组部、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的揭发材料，把曾经受到康生点名诬陷和迫害的人员，按照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了中央。根据这个材料，仅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陷害的就多达603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审查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把康生的罪行向全党公开，撤销中央对他的悼词，开除其党籍。[10]所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到1979年的一年多期间，康生是一个在党内外担负恶名最大的恶人，所有的坏事都该是在他的参与下做的。

1979年，也是党和国家对我国人口问题具有特别认识的一个时代。1978年4月，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比过去抓得更紧了。这一年，人口目标和人口计划都是第一次进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务院总理每年给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是1978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的69号文件，不仅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而且给各级计划生育部门解决了编制问题，使得我国计划生育机构从中央到农村人民公社、城镇街道和机关、工厂，都普遍建立、健全起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力主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层面对控制人口问题的认识。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阐述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时，把人口因素当作中国经济能否有效发展的前提和根本条件提了出来。他说：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11]

 

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观点。几天后，他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

 

人口增长要控制。在这方面，应该立法，限制人口增长。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12]

 

3月30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再次把人口作为基本问题提了出来。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13]邓小平强调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4]从邓小平有关中国国情、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概念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不难发现，陈云所概括的“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这一中国人口特点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1979年，也是在中央层面把中国人口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越来越紧了。“只生一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4月5日，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

 

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的增长率不进一步降下来，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超过十二亿。所以，实行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战略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15]

 

6月1日，陈云对上海市负责人谈话说，“人口是个爆炸性的问题”。“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陈云还说：

 

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16]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在农村的口粮分配上要坚持按年龄分等定量的制度，在城市住房分配和职工福利方面要规定有关的适当措施，使社会经济政策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17]

 

6月27日，陈慕华在给中央党校大约2500多人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一胎化”的目标。她说：“为了实现第一阶段的目标，……我们应该减少以至消灭多胎现象，降低堕胎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要我们下大力气，花大功夫，做好工作，一胎化的比例是可以越来越高的。”[18]7月6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陈慕华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时，其黑体标题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文章转述陈慕华的话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19]

就在宣传的同时，计划生育部门早已经不分城乡、民族等社会差别地在全国推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了。1979年年中，不少地方党委和政府甚至已经培养出一批“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先进典型。翻阅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只生一个孩子”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明显增加的计划生育报道的醒目标题。“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 兰化奖励终身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户县加强领导，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20]“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大邑县龙凤公社积极宣传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21]“争做计划生育的促进派 贵阳市奖励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二十三位年轻父母倡议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表彰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 合肥市和天津和平区分别颁发光荣证和独生子女证”，“上海县虹桥公社一百五十九对育龄夫妇提出倡议 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22]“天津市实行计划生育新措施 二万八千多户人家领到《独生子女证》，受到奖励”……[23]

日益迫切的计划生育事业需要一个人口学家马寅初。1979年5月中旬，新华社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派记者采访马寅初，并要写出一篇包括他现在对人口理论问题看法的消息，在6月份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见报。新华社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杨建业说：“现在派你去执行采访马寅初的任务。”这位负责人说：

 

最近不少来我国访问的外宾，总是问起马寅初先生的情况。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将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有计划生育、节制人口方面的内容。马寅初过去在人代会上曾经提出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理论和主张，但是后来遭到了错误的批判。现在要让他说说话，见见报，以便起到为他平反的作用。[24]

 

杨建业辗转联系上马家以后，家属不让记者与马寅初会面。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对他说，你来了也好，我们想通过你正式向中央提出要求，我父亲和我们家属迫切要求党组织落实他的政策，希望能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马本寅说：“要对我父亲进行报道也可以，但是，是在这些事情完成之后。”[25]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故事，就这样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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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方面以外，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论著也多有述及。金冲及：“……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陈伯达、康生等仍把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来批判，报纸上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批判文章。”《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81页。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毛泽东时期的多数时间，家庭计划没有得到积极提倡。确实，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57年因为他提倡人口控制而被谴责为右派分子……”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3页。

[2] 新华社：《人大常委委员、我党真挚诤友、著名经济学家 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第二版。

[3] 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78页。

[4] 程中原：《难忘这八年——1975-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76-177页。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276、281-282、283-284、283、284、286、287、288、289、290、291、292、293页。

[6] 程冠军：《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原载《同舟共济》2011年第1期，第60、62页。

[7] 《陈云传》，第1483页。

[8] 杨胜群陈晋：《历史转折——1977-197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34、235页。

[9] 本节有关对康生揭发、揭露经过的材料，除已具体注明以外，均取自程冠军《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同舟共济》2011年第1期。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第311页。

[11] 陈云：《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4-7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年，第497页。

[13] 邓小平：《坚持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第164页。

[14] 同上。

[15]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陈云传》，第1595页。

[17] 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第一版。

[18] 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二版。

[19] 人民日报：《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

[20] 新华社：《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 兰化奖励终身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户县加强领导，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人民日报，1979年5月19日，第三版。

[21] 新华社：《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大邑县龙凤公社积极宣传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1日，第四版。

[22] 新华社：《争做计划生育的促进派 贵阳市奖励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二十三位年轻父母倡议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表彰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 合肥市和天津和平区分别颁发光荣证和独生子女证》、《上海县虹桥公社一百五十九对育龄夫妇提出倡议 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第四版。

[23] 新华社：《天津市实行计划生育新措施 二万八千多户人家领到〈独生子女证〉，受到奖励》，人民日报，1979年8月17日，第四版。

[24] 杨建业《马寅初传》，第225-226页

[25] 杨建业《马寅初传》，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