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还是不红的好

红高粱还是不红的好

段绍译

    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故乡、创作灵感来源地山东高密市开始大张旗鼓地计划利用“莫言效应”。10月18日有媒体报道，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计划种出万亩红高粱，而且是“赔本也要种”，尽管“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10月19日《乌鲁木齐晚报》）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绩，地方官员们往往会不顾一切地寻找机会为自己的地方创造发展机会，莫言家乡的领导立马看到了《红高粱》的影响力，想就此干一番事业，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多数政府官员往往不懂经济，经常好心干坏事。试想，领导一拍脑袋就想种一万亩农民早就不想种了的红高粱，那用哪些地来种呢？由谁来种？收割的高粱怎么办？农民种高粱亏本之后谁来补偿？农民们同意种吗？这写都是大问题。所以我还是建议当地的政府官员不要头脑发热，切不可因为盲目抓政绩，为了吸引眼而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来。

　　高粱说到底是一种粮食作物，无论是食用还是作为酿酒等的材料，其使用和影响范围毕竟非常有限，大面积种植高粱在如今的农业体系中已经很少。作为粗粮的高粱因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已经被市场“抛弃”很久了。据说，曾经高密的地方政府承诺给种高粱的农民每斤高粱补贴1元钱，由于收益太少，农民最后还是没有继续种植下去。

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直接的最大作为就是“不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依法保卫经济的公平与自由。而不是自己去办企业和干预市场。经济问题最好由市场来解决，投资问题由企业家来解决。所以，高密应不应该种红高粱，不应该由政府来决定，更不应该由政府来补贴。而应该由农民或企业家自己根据市场需要来决定。市场经济是依赖通过竞争产生的价格来合理配置资源的。也就是说，当市场最需要某种商品时，市场就会自动给出一个可以让生产者得到暴利的价格；当市场不需要某种商品时，市场就会自动给出一个让生产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价格。当年高密的政府部门承诺给愿意种高粱的农民每斤高粱补贴1元钱都没人愿意种了，就足以说明在高密根本就不必要甚至说不可以种高粱了。既然这样，当地的政府官员为什么要头脑发热提出“赔本也要种”高粱呢？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市场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市场的缺陷需要政府和非盈利的公益组织来弥补。但政府掌握的纳税人的钱不应该用来干预市场，而是应该用来弥补市场的缺陷，比方说：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办好12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环境保护、国防和社会治安等，而不是用来种红高粱或补贴种植红高粱等任何作物。因为政府补贴种植红高粱就是扭曲市场，很可能就是补贴了不该种植的红高粱而同时又影响了政府去干应该干的事。但如果某个私人企业因为自身发展的其他需要，自愿补贴农民种植红高粱和任何不危害社会的农产品都是可以的。

市场价格主要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不同的价格水平决定市场不同的生产规模。只要有了真正的市场，我们不要害怕任何一类商品短缺，因为短缺就会涨价，涨价就会有人自然去努力增加产量；我们也不要老是担心市场会持续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因为没有人喜欢一直做亏本生意。

而政府的投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比方说大面积种植红高粱。当然，用政府补贴的方式种植红高粱也同样是干预市场的行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1、贪官自己或自己的亲戚朋友多得到补贴；2、得不到或得补贴少的农民亏本；3、浪费纳税人的钱做不该做的事。

借此机会，我奉劝所有热衷于政府投资和补贴的官员，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力所能及地去保护人权和产权，把是否种植红高粱的事交给农民和企业家去做决定吧！因为资本是趋利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保护好了人权和产权，如果当地真的有足够的优势，就自然会吸引全国甚至全球的企业家来投资创业。当然，做企业必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为不是每个地方的经济都需要持续发展的，有些地方不但不需要发展经济，而且应该鼓励移民。就像汶川和玉树两个地方，地震之后就是应该鼓励自由移民而不是应该大规模重建的。

做任何一项理性的投资行为，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听他的话就得好处，不听他的话就受惩罚。所以说，在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你赚了钱就是市场对你的奖励，你亏了钱就是市场对你的惩罚，你轻松愉快赚了很多钱就是市场对你的丰厚奖励，你辛辛苦苦亏很多钱就是市场对你的严厉惩罚。

    山东高密的官员朋友们，不知道你们看了我的这篇文章，还坚持要种红高粱吗？

如果你对理财感兴趣，欢迎加入段绍译快乐理财游学苑理财群交流：QQ:1136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