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从打车难看民间金融改革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

　　编者按：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时指出，黑车现象的产生与民间金融有很多类似之处。民间金融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现有的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无法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在北京出差，一个头痛的问题是打车难。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打不到出租车是家常便饭。北京的一些“的爷”也很欺客，对于市区内短途旅客的拒载想象比比皆是。在出租车司机看来，运用有限的资源拉选择去机场或长距离的“优质”客户，可以更好地提高经营的收入。而短距离的乘客车资低，又往往面临堵车的问题，拉一趟刨去油钱的赚头非常有限。

　　随之应运而生的是黑车市场。在打不到正规出租车的情况下，人们只好选择出更高的价格，加十元不行就加二十元甚至五十元。通常情况下，对于乘客来说，这是避免耽误正事的理性选择。尽管事前事后，大家仍会普遍抱怨黑车导致高价并扰乱了正常的出租车市场。

　　黑车现象的产生与民间金融有很多类似之处。民间金融（包括民间借贷）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现有的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无法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小微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达60%以上，但其贷款却仅占银行信贷总量只占20%左右。

　　小微企业融资难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个全球现象。依靠银行体系对小微企业进行融资，最大的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小微企业大多规模小、固定资产少、承担风险能力弱、企业本身管理存在更大缺陷。另外，由于小微企业通常没有足够的担保抵押品，对其进行信用调查的成本更高。因此银行体系对小微企业惜贷是正常的现象。而大企业对银行而言，如同长途的客人之于出租车司机，在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无疑是优质客户。

　　在银行体系无法向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应运而生。从最早的七八十年代在浙江一些地区（如温州、台州）开始的民间借贷，到专门从事小微企业贷款的一些民间银行（如泰隆银行），民间金融在风风雨雨中慢慢发展，给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民间金融的借贷行为更多地建立在贷款人对借款人地缘、血缘、人缘关系的了解的基础之上，它可以有效地弥补小微企业担保不足和信用记录缺失方面的问题。

　　随着近些年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吴英案和温州金改的各种报道，民间金融何去何从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温州金改在初期引起了市场很高的期盼，但是目前来说整体令人失望。从过去的几个月的实践和11月底公布的金改细则来看，温州金改的重点在于民间借贷阳光化，在当地成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但是，在市场最期望的两个方面，民营银行开放与利率自由化，至今尚未看到明显的动作。

　　如果我们沿着治理打车难的问题这一思路，温州金改目前的举措类似于成立一个登记机构，让所有的黑车去进行登记。这显然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而且，很难理解黑车司机们出于什么动机会去登记。事实上，温州的民间借贷登记公司成立之后，由于缺乏配套的服务和激励机制，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民间借贷信息阳光化的目标。

　　解决打车难的问题，其实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正规出租车市场的整顿和改革。出租车司机嫌短爱长的现象说明目前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可以通过提高起步价或等待费的方法（同时长途的收费可以相应降下来）来解决。就银行体系的问题，应该尽早推进利率自由化，建立完善征信机制，完善银行体系的风险定价机制。

　　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黑车市场。应该看到黑车对于正规出租车不足的时段和区域是个有益的补充，因此原则上宜疏不宜堵。如果仅仅建立登记制度而不提供使其合法化的途径，黑车现象无法根本消除，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无法解决。而对于金融改革而言，对于民间金融，最关键的是开放民营银行，放宽金融准入门槛。

　　根据目前的中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民间资本不能办银行。温州金改开了个小口子，允许小贷公司在一定条件下转为村镇银行，但仍规定主发起人必须至少包括一家银行。 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改革步子可以再大些。在银行准入方面，应该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原则和监管方面的要求，而放宽行政方面的约束条件。真正开放民间银行，将有利于使民间借贷行为真正阳光化并将其置于监管体系的范围之内，从而防范相应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这也有利于保留民营银行及民间金融的特色，以弥补现有银行体系尤其是大银行服务中的不足。

　　当然，温州的问题不仅仅在金融层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升级滞后，导致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或其它虚拟经济。改革企业制度，推动实体经济的有效转型，才是根本的出路。仅仅期望通过温州金改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无疑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