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如何攻坚克难,新一届政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建设创新政府,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发展。 10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改革之路从无坦途,要做好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李克强总理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时强调,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本期圆桌论坛围绕改革创新话题展开深入讨论,邀请的嘉宾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军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综合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段炳德,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总编审朱幼平。

　　将创新塑造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十八大报告也提出,中国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什么新一届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创新呢?

　　冯俏彬: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的转型升级期。三大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资本)都无法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比较直观的是近年来工资较快上升,资源约束趋紧、投资收益率一路走低。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就必须将创新塑造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刘军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破解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矛盾的总钥匙。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如果没有创新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支撑,就难以真正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要性突出表现为: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提升国家竞争力、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举措;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必由之路。

　　朱幼平:我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后,已从过去的复制经济、模仿经济,逐渐过渡到要向原创经济、高端经济迈进的阶段。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一种必然,这个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已经到了要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要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要有原创的技术和核心技术、要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时候了。这些都需要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只有通过在实践基础上改革、原创、创新,才能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现在中央强调经济增长要有质量、有内涵,也把经济增长换成了经济发展。从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函数,经济高速增长根本上要依靠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而非靠简单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包含了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改进,这些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创新包括了技术创新,也包括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创新不仅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可以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应,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转型升级。新一届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创新,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瓶颈

　　中国经济时报:不可否认,创新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那么,当前中国发展面临哪些“瓶颈”?

　　刘军民:我认为有如下瓶颈:一是资源约束,经济发展面临着土地、水、石油、矿产等资源供给日趋紧张的强约束;二是环境约束,多年来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大气、水体、土壤已带来较为严重的污染,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有限,必须要依靠创新驱动来走绿色、环保、低碳发展之路;三是人口加速老龄化趋势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的消失将迫使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依靠创新红利、改革红利上来。

　　段炳德:就经济发展来说,体制二元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瓶颈。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构成的体制内与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构成的体制外形成一定的二元分割。二元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市场与政府界限没有厘清,或者有些既得利益者不想去厘清这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要交给市场,市场失灵的地方交给政府或者社会组织,而不宜理解为政府能做的就交给政府,政府不能做的就交给市场。

　　就社会发展来说,我们还存在诸多的制度瓶颈。比如户籍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却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落户;一方面强调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却限制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不符合常理。未来几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有800多万农民转入城市,但是不能同原有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大量的进城农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自我雇佣,甚至在经济的灰色地带活动,难以有效提升我国的增长质量。另外社会信任度低,社会心态浮躁、精神缺失都影响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发展。

　　而且,环境问题对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显著。所以只有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道路。

　　朱幼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减速。我国经济或结束高速增长而进入到中速增长时代。虽然经济中速增长能接受,但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的质量、内涵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要追求有品质的,但也要有一定的速度,增长下限不能破。要做到这一点,仅用政府投资拉动办法、靠刺激政策办法不灵,根本还得依靠体制创新、依靠改革。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我国过去的简单技术模仿,缺乏原创,只能拾到国外一些技术皮毛。而且,国家辛辛苦苦培养的最好的科技人才、专业人才都挤到公务员队列里了。发展高端部门所依赖的人才和技术从哪里来?原因是我们对创新问题重视不够,我们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规律研究得还很不够。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通过创新创造一种能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平台。

　　三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分税制改革后,国家、企业、职工收入比重,国家越来越大,居民越来越小,企业负担越来越重。这已经不仅仅是带来激烈的社会矛盾,甚至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收入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需求,从而制约了供给,经济出现了经济虚化、产能过剩等不平衡问题。所以,藏富于民,扩大中产阶层,变“图钉型社会”为“塔型社会”,进而转化为“橄榄型社会”,是我国未来财产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方向。

　　四是改革出新难。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各种改革试错,以及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情况下,既得利益格局很难改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需要大智大勇。

　　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

　　中国经济时报:李克强总理提出,“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冯俏彬: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来都有两种决定性力量:一是技术,二是制度。人们容易清楚看到的是技术,但从长远和根本而言,制度具有决定人类发展走向的力量。在我国,现在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上,或者说在市场经济的半路上,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完全符合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体系对于创新而言,具有相当强的束缚作用,当然这种束缚远不止是对于创新。换言之,我们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完全到位,制度改革尚在中途。制度的改革或创新将对释放和激活个体的活力开辟出广阔的空间,从而有利于技术创新。反过来,没有制度改革和创新,即使是已有了某种重要的技术突破,也很难实现从成果向市场的“惊险一跳”。我们有大量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刘军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和制度创新系统。知识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转移;技术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发明、革新、学习和传播新技术;制度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体制改革、制定新的政策,使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系统得以正常运转,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经济持续的发展。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重在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制度创新是纽带和指挥系统。

　　段炳德:一定程度上说,技术是用,制度是体,技术是木,制度是本,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政府主导、产业规划、出口导向发展特点,看上去是走了一条日韩等东亚国家都走过的道路。实际上也伴随着大量的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不能只靠模仿,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根本途径。

　　朱幼平: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透露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首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要靠技术创新。我国目前经济系统里不缺资本,也还没有形成劳动力短缺局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最缺的是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全要素中,技术是最大短板。而依靠拿来主义办法越来越不靠谱,我们必须依靠原创、依靠技术创新。

　　其次,制度创新是营造经济增长长周期的动力。我们常说人的需求是无穷的,所以扩大需求有巨大潜力;而实际上人的创造力同样也是无穷的,是巨大的供给因素。供给是主动的,需求是被动的,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制度创新或改革,正是通过解放人的主创精神、解放生产力、增加供给,从而带动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推动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改革,以保持系统活力和效率。

　　再次,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制度创新或者说改革是外生变量,是决定系统状态的量;而技术创新是内生变量。当内生变量作用力已处于均衡状态时,动能不再甚至下降,这时只能改变外生变量,才能激发内生变量的活力。不仅科技进步,还包括资本形成、人力资本提高,以及资本、科技、人才组合增效等,都需要有一个不断改进的体制环境,需要制度创新或改革来推动。制度创新的最大功能是激发人的主创精神,这正是技术创新所依赖的宝贵动力。另外,通过建立一个宽松的、有资金等支持的体制平台,才能营造一个人才辈出、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必须依靠制度创新或者说改革才能有质的飞跃。

　　最后,制度创新或者说改革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现阶段,我们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来开启民智、推进全民创新。未来政府最需要创造一种体制,以保护技术创新和科技人才。保护技术创新是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未来创新体制应突出五大特点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加速,中国治理失灵和治理缺位现象广泛存在,这需要从多个层面推进制度创新。各位怎么看治理失灵和治理缺位?如何进行制度创新?

　　段炳德:比较突出的治理失灵问题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二是存在一定的贪污浪费问题;三是公共服务不足和不均等问题。避免治理缺位,首先要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要避免直接干预经济,要切实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把大量的中介服务转给社会组织,部分公共服务可以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其次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保基本与促就业相结合,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相结合,有效提高劳动者技能。建立富人税征收机制。再次要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和透明度建设,探索权力制衡,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推动预算体制改革,加强财政透明化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相结合。最后要鼓励民间资本和市场力量参与医疗、教育等拥挤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做好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

　　朱幼平:我认为,未来创新体制应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包容性与开放性。我们的体制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民营、外资,各路神仙,在同一个体制平台上,地位相同。包容性与开放性是兴旺之道。如允许开办民营银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资源等政策垄断性领域。

　　二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人人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均等,创业机会均等,在相同的平台上公平竞争。如恢复全国高考统考,取消户籍制度等。

　　三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发挥关键作用。市场运转正常,政府无为而治;市场失灵,政府必须有效作为。为避免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体制要不断地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要不断改变。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按照“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规范政府行为和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给企业和居民让度发展空间,以及按负面清单管理企业投资经营活动,都是亮点。

　　四是保护创新精神。特别是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技术创造以及社会活力。保护创新精神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不仅要出力,还要出钱,以开启民智、全民创造,比如开办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对科技人员和项目进行补贴。为保护社会活力,需要制止社会食利阶层生存,比如开征遗产税和房产税等。

　　五是改革要有章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这次会议将制定出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整体规划。社会各界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

　　我国应从十个方面入手推进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推进创新?

　　冯俏彬: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主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向是“转”、“减”、“创”,即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创新政府管理。具体不再展开。二是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资源等,现在定价权还过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并进一步成为部门、个人谋利的工具,对于全社会而言,则极大地扭曲了价格,误导了下游的生产或消费行为。要通过改革理顺相应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由市场发现价格,同时辅以适当的政府管控。三是深化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培养创新的人才基础。还要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革、撤掉人才创新创业的藩蓠;深化社会保障制度,为创新创业提供“底线”保障,消除后顾之忧。这些方面有很多的事可做。更深一点说,还要深化全社会的产权意识和产权制度,保障创新者的合法收益。

　　除了制度创新,也要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支持产学研一体化、加强科技与经济的整合等促进重大技术创新的突破。对于广大的企业而言,还要进行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

　　刘军民:一是要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创新的制度障碍。加强科技宏观统筹,推进科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科技领域的“大部制”改革,整合科技资源,提升科技宏观管理效率。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推动建立多层次、有弹性、高效运行的协同创新机制。

　　二是完善科技财税政策。财政要建立健全财政性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创新财政资金运作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促进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机制。深化科技评价和绩效激励制度改革,应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并建立相应的绩效激励机制。

　　四是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加大对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在科研项目经费中对人力资本和科研劳动投入进行合理的补偿,不仅合理且十分必要。所以我提三点建议:一要推行科研项目“全成本核算”与补偿;二要恢复在直接成本中开支“科研津贴”、“劳务费”;三要完善间接费用补偿机制。

　　段炳德:一是利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创新。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使人看到中国制度创新的不竭动力。像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快速发展那样,希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能够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如何解决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利率与汇率市场化问题等都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

　　二是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发挥创新国家队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大力鼓励中小企业发扬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

　　三是建立健康活泼的思想市场。实际上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思维,传统思想和不允许犯错的管理制度限制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应该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的氛围。

　　四是建立强大的资本支撑体系。强大的资本能力是创新迅速走向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石。政府应该加大对研发的资金投入,用好财政资金杠杆,推动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及早布局,才能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朱幼平:我们认为,我国应该从体制改革为先导、以解决问题为抓手推进创新,具体可从以下十个方面入手:一是鼓励技术和实业创造,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二是能源工业取代房地产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三是推进农民转化为工人、工人转化为技工;农业转向工业、初级工业转向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三层次梯度产业升级。四是推进东部转向高端、西部做大低端的雁阵区域经济发展。五是走出去打造世界中端经济,做美欧日学生,做亚非拉先生。六是让创业和创新成为最吸引优秀年轻人行业而不是公务员。七是发展中产阶层,变图钉型社会为橄榄型社会。八是金融改革应在风险控制前提下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更便宜的资金供应。九是减税以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十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把保护创新和改革纳入政府主要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