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善待媒体体现执政智慧

我曾在《在全国开枝散叶的“广东模式”》中曾说，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不断为旧体制注入新元素的制度创新是广东模式的实践品格。广东人生意上务实，讲究“闷声发大财”。生活上悠闲，喜欢“一盅两件”笑看“云卷云舒”，广东精神也只是强调“厚德、诚信和敏行”，并没有太多花哨和虚无的表达。

广东对全国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

根据广东省国税局最新发布的2012年全年税收情况显示，2011年，广东国税系统的税收收入是7780 .18亿元，而这一数据到2012年则跃升为8522 .51亿元，广东的国税收入总量连续18年居于全国首位，同比增长9.5%，增收742.33亿元。2012年，全省地税系统累计组织税费收入达6804亿元，其中税收4642亿元，社保费收入1732亿元，另有其他收入共472亿元。国税加地税，总收入达到15326.51元，是当之无愧的纳税大省。光是2011年，广东地税收入首破6千亿，约占全国地税收入的1/8。

但是，如此巨大的税收是怎样而来的？毫无疑问，得益于政府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事实上，广东的“开放”是有历史传承的。因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广东在清末时期就已经从农耕社会逐步走向商业社会。早在唐代，广州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明清时期，朝廷对广东实行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广东商人从此崛起，并称雄海内外商界。此外，广东商帮的形成，还与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商品意识有密切的联系。自秦汉以来，广东就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镇。千年的商业沉积，孕育了广东人强烈的经商意识，促使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辛勤的经营，为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清朝，就不得不提最具代表意义的“广州十三行”。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也足见广东地区以丰厚的财力支撑全国财政的“传统”由来已久。

新闻自由是广东经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

广东除了有丰厚的财政家底外，相对自由的新闻媒体环境一直受到各界称道，而新闻自由也是广东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

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说的，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因此，广东一直得以经济快速发展并且不受经济危机影响太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善待了媒体。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众的利益、意见越来越独立化、多元化，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烈。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复杂和凸显出来，此时是继续以怕引起不稳定为由让公众不了解情况好呢，还是让公众更了解情况好呢？当然是后者。没有媒体健康的力量，就不可能平稳地进行社会转型，越是社会矛盾多和转型的时候，越需要权威的媒体发布真实的信息，这才有利于稳定社会。我们可以回想，过去每当社会出现转变或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小道消息漫天飞？因为这时候公众最需要信息，而真正的社会信息又不被民间所知道。如果仍然沿用过去传统的媒体管制办法，到处流传的小道消息甚至谣言，就会形成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比如韩国，当年金融风暴爆发后，由于韩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整个社会信息都是非常公开的，人民知道政府的困难，平素专挑政府毛病的社会公众反而团结一致，纷纷把家里的金银首饰捐出来帮助政府，与政府共患难。这就是信息公开的积极力量，它让公众更加信赖政府。

另外，媒体揭露了很多违法事件。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出来，可能至今仍然不为世人所知。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是健康社会必须具备的因素，否则丑恶的东西就会肆无忌惮。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更需要媒体传播一些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由于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更严重的是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层出不穷，上至国会，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聚会的场所。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起来，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可以说，美国处在危机的前夜。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了“扒粪运动”(muckraking)——就是记者和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大量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揭发重重黑幕。大众化杂志的兴起，也为揭发黑幕创造了良好的传播条件。这些行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在这个时代，美国建立健全了许多制度，如公共财政制度就是那时候建立的。所以又有称那个时代是美国的“进步时代”，也造就了今天美国无可匹敌的大国地位。

而广东历届省委书记、省长，无论是空降而来还是本地成长，治理理念都比其他地区要开放很多，而且经常为广东各种“踩政策红线”的改革撑腰壮胆，有难能可贵的政治家气度和战略眼光，广东在他们的“庇护”下发展得更快更好。像改革开放后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任仲夷、谢非、林若、李长春、张德江、汪洋等等，不少曾在广东任职过的官员也都圆满完成了广东“实习”的任务，顺利到中央工作，赢得了广东人民的爱戴。新晋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被给予了厚望。

媒体是党的喉舌，但媒体也是人民的喉舌，这二者不是对立的。如果媒体不能够健康发展，也难以保证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和稳定。到时候，当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大家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媒体，结果只能是谣言满天飞。如果大家对政府有足够的信任，对媒体有一个良好的评价，那将对社会稳定起到很好的作用。其中最值得褒奖的南方报系，一直扮演着一个“孤独侠客”的角色，打抱不平，坚守信念，为生民呼吁，为弱者呐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间，帮助民众去昧，重拾常识启蒙，它的划时代意义，用再多的赞赏辞藻都受得起。

上个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不封路不清场。道路不堵了，言路何时也能够不堵？要知道，大禹治水靠的就是疏通而不是封堵才取得胜利的。五音齐奏方为音乐，一音独鸣岂非噪音？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不能成为仅仅代表某一利益群体和声音的政府，而是要多讲妥协精神，尊重民意，善待媒体。

参考：陈志武《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蔡定剑《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转型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