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让利逆转为扩权争利，中国经济需要大避险

放权让利逆转为扩权争利，中国经济需要大避险

——“眼光最毒，文笔最俊”:财经作家杨连宁的“两宗最”

                 李治华（编辑，学者）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直处于“新兴加转型”的历史时期，而观察中国经济的维度，官方和民间历来都是“纵”“横”而不交错。官方基本上是与历史上，与上一年经济数据的纵向比较中得出“经济一直在增长”的结论，而民间基本上是与其他国家，与周围其他人群的横向比较中得出“幸福一直在下降”的结论。问题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说的都是事实，但却没有交集，这种现象，非常奇怪。真问题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些人看不到，另一些人不愿触及的问题。杨连宁在《大避险》中，透过不同的篇章和具体问题，共同指向一个点——放权让利逆转为扩权争利，中国经济需要大避险，经济乱象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整体转型。

结构性问题包括权力和市场关系，国企和民企的比重，出口、消费、投资的比例失衡等；而问题的背后则是民主、法治、城市化等进程缓慢，是改革从放权让利转为扩权争利，是为“眼光最毒”。比如，高房价的实质，是你不得不从政府手下高价赎买自己的居住权；高油价与高路桥费的实质，是你在从政府手里高价赎买自己的通行权；由于政治改革的半途抛锚，政府与事业单位、国企“三位一体”的原有体制基本未变，高踞于市场食物链的顶端，形成为特权独占、食利自肥的食利联盟，扭曲出一个备受盘剥也备受伤害的半吊子市场；政治改革不进则退，表现在改革由放权让利逆转为扩权争利；“三位一体”的食利体制的扩权争利，致使市场化转型横亘在半路上，踌躇不前。可见这个“三位一体”的经济特权与官商一体的模式，成为中国转型路上必须清除的的体制性障碍。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即使在政府四万亿救市资金加地方政府债海量地流向市场，还是有很多善良的经济学家为经济的“软着陆”而献计献策。杨连宁却始终如一地批判货币超发、资产泡沫、资源错配等热点以及热点背后的“特权独占、食利自费的食物链”。与之相应，近三四年间他的观点从“谁也逃不掉的经济大泡沫”到“中国经济很危险，中国经济需要大避险”，这和郎咸平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异曲同工。杨连宁的“眼光毒”还体现在他在书中不时地发出“改革路径面临避险应变”的警告。是的，经济需要大避险之时，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火药味”最浓之际。所以，我觉得杨连宁先生实在有必要写一本以“冷藏激进主义，为和平改革保鲜”为主题的书。既然眼光“毒”，那就一“毒”到底吧！

 小时候读武侠小说，经常看到“江湖上流传着一种暗器，能够杀人于无形”之类的句子，现在想想，暗器之所以能够杀人于无形，不仅是暗器厉害，最主要的还是使暗器的人厉害。经济学作为一种以解释和判断为主的学科，“眼光毒”说到底还只是一种“暗器”，没有“文笔俊”，这“暗器”往往使不出来。抛开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专家学者不谈，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本质问题保持清醒者应有人在。但是，能用优美的近乎散文般的文字，来谈论事实上已经很沉重、很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却少之又少。内容比形式固然重要，但就社会科学而言，同样的观点，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效果却有天壤之别。专家学者的观点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比一般人高出一大截，但是，很多专家却因摆脱不了“掉书袋”的毛病而让人不得不对其敬而远之。那么，同时拥有这“两宗最”的杨连宁，又是怎样“杀人于无形”呢？

   杨连宁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可谓炉火纯青，他总能将专业、晦涩的经济学语言转化为犀利、幽默的生活语言，总能用写散文的方式来解析经济问题。是为“文笔最俊”。比如，他用“经济衰退其实是退烧”来阐述市场的自我修复机能，用“靠推土机刮地皮，挖浮财”来讽刺房地产主导下的土地财政，用“向印钞机借钱就是向全民借钱”来批判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等。而在全书的结构上，从中国经济“很受伤”到“出了错”，从“透支了”到“挺危险”，再到最后一篇给出解决问题思路的“有机遇”，本来这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平八稳的有些古板的“三段论”，却因杨连宁的一枝妙笔，逻辑浑然天成而又活泼耐读。

 中国经济的病症是什么，病因在那里，未来会怎样，现在应该做什么？这是每个人都关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读和回答，必定是透过经济乱象看到背后的本质问题，而在逻辑上也应是“病症—病因—药方”式的环环相扣，而杨连宁的“两宗最”，无疑使《大避险》一书成为以上问题的正解和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