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龙年就是一个新时代？——来自中国60年历史的启示

  文/黄海川 刘娴 刘翔 龚海莹 

中国龙年渐渐地远去了。我们应该怅然若失，还是欢呼雀跃？

本来，龙是中国人心目中大吉大利的吉祥物，人们也希望龙年是顺风顺水、万事大吉的一年，可是，美国大片《2012》在2011年就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地球人抛出了“世界末日论”——根据玛雅人的预测，地球将在2012年12月21日毁灭。这给许多想在龙年博得好彩头的中国人当头一棒，以至于他们一整年都活在忐忑之中。

巧的是，2012年果然是在动荡中前行：经济继续低迷，不断有欠债者逃跑、跳楼乃至自杀的消息传出；社会问题迭出，毒胶囊、地沟油、工业明胶酸奶、塑化剂白酒、速成鸡粉墨登场，虐童幼师、啃脸男、大月份引产、卖身工厂、平坟运动、大款离婚轮番上台；政治氛围空前紧张，钓鱼岛争端处在擦枪走火边缘，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跌入冰点，国家领导人集中换届背后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但是，历史的车轮依然隆隆向前，当2012的列车驶过12月21日这个假想中的节点时，许多人才恍然大悟——一味惶恐只能错失更多，而此时奋起却只能赶上短短的龙尾巴。不过，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别过早扼腕叹息，纵观1952年以来的龙年，每个龙年往往是一个新时期的起点，因此，2012年过去了，但它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新起点——它很可能开启一个令你兴奋的新时代。

 

 

 

1976：否极泰来

如果说，10年“文化大革命”是慢慢长夜，那么，在当时的普通百姓看来，1976年可能是一个天都要塌下来的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但是，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被终止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陆续出台，中国从经济衰弱、文化凋敝，迅速走上经济腾飞、文化百花齐放的康庄大道。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这次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

1977年冬天的这次高考，和1978、1979年夏天的两次高考，共产生了数百万名大学生，他们被称为“新三届”。无论在政府还是科研机构，“新三届”都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政界，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财政部副部长罗继伟；学术界，有知名学者魏杰、陈平原、汤敏；文化界，有王小波、陈小奇、张艺谋；企业界，有清华同方总裁陆致成、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其中，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3 位同班同学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出生于1954年的季风先生（化名）就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生之一。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23岁，因为“文革”中断学业的他内心一直渴望能够继续学习，他毫不犹豫报了名。但由于通讯闭塞，他得知消息的时候，离高考只有20天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没有考上，他毫不灰心重新再报，1978年的夏季高考之后，这一年秋天，他终于迈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大门，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季风上学期间，深圳等城市成为“特区”。它们以自己的发展开始阐释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等特区淘金的移民们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此时，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但1982年大学毕业后，季风选择了回家就业，做一名人民教师。刚来到这所中学的时候，这里是一副烂摊子，但“当时的孩子非常爱学习，他们特别想学习”，这股劲头鼓舞了他，也留住了他。两年之后的1984年（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都开始了自己的企业家征程，在山东医科大学担任教授的刘振升，更是辞去教职，筹措3万元办起了山东第一家计算机公司（到2001年，他的公司投资1亿元，建起了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制药厂）。与此同时，一场振兴国有企业的漫漫征途开始了，人们后来通过打开那个叫做“产权”的潘多拉盒子，释放了无尽的能量和活力。

季风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画出了一条不断上升的人生轨迹：从历史教师到教导处主任，再到学校校长、市教育局局长，“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者”等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在教育事业道路上坚持数十年的季风，也面临过一些别的选择：“我的同学也有‘下海’经商的，他们也呼唤过我，但我没有参加。”

“或许是我胸无大志，但对于教育事业，我有一种由衷的热爱。”季风说，有幸遇上这样的好时代，让他也能有不一样的成功：现在他的学生，有中国政坛风云人物、著名软件集团董事长、颇有建树的科研工作者……

“那个年代培养了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并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是空话，而是‘新三届’实实在在的特点。”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长陈昕博士的这句话也许可以为季风的选择做出解释。

也正是因为有了许多类似于季风的人作出的选择，让中国经济以外的另一重要领域——文化重新起飞了。

仅以文学为例，1977年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1981年，莫言开始了文学之路，1985年，他以《透明的红萝卜》首次轰动文坛（更大的轰动发生在27年之后的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也是中国大陆文学园地真正百花齐放的一年。《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说：“因为1985年的刘索拉、莫言、马原、韩少功、王安忆、李锐、何立伟、扎西达娃，自然就引出1986、1987、1988年的余华、苏童、刘震云、格非、叶兆言、北村、孙甘露，直至毕飞宇、韩东、朱文，一批批高质量作家的依次迭现。他们在80年代远去20多年的今天，仍然共同构成着中国文学的脊梁，至今没有一个群体可能替代。”

 

 

 

1988：用4年孕育“92派”

 

1976那个龙年为中国开启了一个春天，只是，因为被禁锢太久了，这个春天充满了躁动。当这个像被打了鸡血的社会跌跌撞撞地闯入中国农历又一个龙年——1988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曾意料到，“倒春寒”来了。

那一年，中国迎来了一位尊贵的美国客人，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项建议竟引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场震荡。

在弗里德曼的建议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物价闯关”运动迅速在全中国拉开了序幕。但“物价闯关”却很快全面失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瞬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

尽管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然而因通货膨胀和闯关失利而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并没有很快地消退，过去10年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了。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学潮最终发酵成著名的政治风波。风波平息之后，美国率先提出对中国进行制裁，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纷纷打道回府；中国内部，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也从四面八方射来。自1981 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中国社会发展瞬间进入冰冻期。

再次令人意外的是，冰冻期孕育着的却是大变革。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 “发展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等内容便是变革之始，随后下海经商者如潮水而来，像极了19世纪中期美国的淘金热。这一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国家体改委还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一年，中共十四大也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到政策的鼓励，纷纷下海创业。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现代企业的运作观念，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每次大潮给我们带来的不总是热闹和喧嚣，还有一批珍珠般的人物，就像如今依然活跃在商业舞台，被称为“92派”的陈东升、冯仑、潘石屹、郭凡生等等。

陈东升，《财富》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第十九位。1992年他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的职务，于次年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现已成为本土最大、可与索斯比等巨头并肩而立的拍卖公司；三年后，他又创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今也已成长为拥有员工25万，6800万客户的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

同样听到南巡讲话而改变原来轨迹的人，还有郭广昌。1992年初，他还在复旦大学校办企业工作，当时已经通过托福和GRE考试的他，最大梦想就是去美国深造。可就是南巡讲话，让他放下了正在申请的签证，重新考虑未来。随后，他拿着从老师那借来的钱，和朋友共同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并将公司发展成了复星集团。现在，郭是复星集团董事长，被英国金融时报成为“中国自己的巴菲特”。

而1957年出生的傅继军，以另一种轨迹迎合了这次大潮。在1991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傅继军并没有延续当时博士毕业进财政部机关的“渠成之路”，而是从宏观经济转向微观层面，从财经研究投身企业咨询服务，选择了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恰好，改革重启之后，如何对国有企业重组上市、以及中外合资中对国有资产如何定价等等问题尤为迫切，傅继军迎难而上，乘胜追击，和公司一起创造了一个个闪亮的“第一案例”，自己最终也成了公司的领头人。

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那时，产生了很多耀眼的明星企业和企业家。他们注重营销，他们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治理公司。著名的有爱多、秦池、太阳神、巨人等等，但很多又快速倒下。但他们和没有倒下的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80年代的“企业家”是国企初步改革的厂长、经理们，或者是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们，他们所受束缚太多，有人认为，他们甚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他们从上代人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正是从新一代企业家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有学者喊出了“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

新生代们顶着这个高帽，一路高歌向前。很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一时间哀鸿遍野。但也是这一年，三个年轻人丁磊、王志东、张朝阳集体出现了。他们的出现，宣告了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也让中国第一次在产业革命与世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后来，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赶出了香港，人们也在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化体验中渐入佳境，纷纷整装等待“跨世纪”，这时，一个叫做“千年虫”的传说开始给大家的心头蒙上阴影……

 

 

2000:开启“黄金十年”

 

  “千年虫”没有发作，让全世界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走入了新千年，这一年，又是中国农历的一个龙年。

 

  在1976、1988连续两个龙年成为“多灾之年”后，200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难得的风调雨顺。当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出台后，官员和学者们也大都松了一口气：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通缩病”似乎不治而愈，经济增长时隔两年也再次回到了8%。

 

  2000年是13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增长4.7%)，世界贸易额的增长(12%)也出现了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年，还是中国住房改革正式实施的一年。此时，单大伟和他的优博展览集团已经从深圳起家，正初尝成功的滋味。

 

  1973年出生的单大伟，是个“天生生意狂”，在踏入社会时就感觉到“怀才不遇”，这个11岁就随父母离开山东老家而“转战”深圳的孩子觉得人生应该有另一种滋味。从国营企业下海的单大伟很快赚够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他说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成为百万富翁”。

 

  在深圳那个九十年代初的淘金热潮里，只要勤奋、热情，机遇总是遍地开花。单大伟早期的职业说得好听些是做过医药销售和艺术品经纪人，说得不好听是贩卖过药材和字画，以及办演唱会。由于回扣和提成比较高，他几乎是轻而易举的淘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后来，单大伟尝试与深圳电视台合作主办一档关于置业的电视节目。1999年5月，深圳首次“高交会”之前，来自中科院、科技部等部委的官员在深圳开筹备会议。那一天，单大伟在五洲宾馆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几句寒暄后，单大伟就开始向老友讨教。这位科技部的朋友，向单大伟介绍了一些展会情况后，突然说，“你不是在做一档地产节目吗？现在地产行业很热，为什么不趁‘高交会’举办的时候，做一个有关地产的分会展呢？”

 

  听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借助高交会，作为高交会唯一分会的“中国住交会”亮相深圳，这个建国以来首次以住宅为主题的最大型的展览会随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轰动。住交会的舞会第一次奏响，单大伟赚了200万。

 

 2000年，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节点。此前两三年间，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开始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福利分房退出历史。国务院转发了八部委制定的72号文件《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住建部开始在全国推广住宅认定标准。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就像一个极度兴奋的“孩子”，见风就长。这个行业里所有的人都精力充沛，跃跃欲试。

 

  2001年，一家名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开发企业挂牌上市（后被首开股份借壳上市）。

 

  这个看似普通的上市行为已经被符号化。因为这是时隔7年后房企上市大门重新敞开的重要标志。早在1993年，为制止当时过度炒作的房地产热，国务院发文禁止房企上市融资。此次房企上市禁令的解除，表明房地产业继“海南泡沫”后又一次高速升温。

 

  房地产行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显现。就在房企上市解禁后不到三个月，福布斯公布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榜上，榜上有名的房地产商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加入了WTO。

 

  “入世”，使得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走上了一条贸易和发展的“高速公路”。

 

  2003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首次明确了房地产的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当时有官员称：“文件的核心就是搞活房地产市场。”

 

  此时，单大伟和他的住交会已经走了5个年头，他正筹划着将住交会从深圳迁移到上海，令其“更国际化”。

 

  而与单大伟同时被评为深圳的两个新锐代表之一的腾讯QQ的创始人马化腾，此时已成功地将腾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一。

 

  同在深圳起家的两人之间还流传过这样一段故事——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当年创业缺少资金，曾经准备向单大伟融资50万元。但当时的单大伟忙于自己的住交会，无暇顾及。

 

  隔行如山,这个当时很少上网的年轻人也估计不到即时通讯会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

 

  他更想不到，腾讯会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此同时，英国小伙胡润推出2003年中国内地百名富豪排行榜，丁磊名列第一。丁磊是网易创始人，首席架构设计师，58.5%的控股大股东。2003年，网易股价雄踞70美元的历史最高位，意味着丁磊的财富达91亿元人民币。

 

 男人入对行，女人嫁对郎，新经济制造了暴富机会，想不赚钱都不成。2002年初，网易、搜狐、新浪三大门户网站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还都面临着股票被摘牌的风险，丁磊、张朝阳连当年的中国富榜的入门门槛都没达到（当年榜单的门槛为7亿元人民币左右）。仅一年多时间，网易在纳斯达克的股价翻了50多倍，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则以22亿元个人财富位列富豪榜第20位。网络新富们集体尖叫。

 

  新富们的尖叫是有理由的。与中国以往的富豪们相比，丁磊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开拓网络新空间，通过史无前例地改变人们生活来赚得真金白银（后来加入他们行列的马云、刘强东等，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不像传统的房地产商批地拿贷款盖房子；他们交到NASDAQ的财务报表面临相对严格的监管，不像此前红色、灰色甚至黑色资本家的发家史，其中总有一些不宜为外人所知。市场经济实行20多年来，丁磊们是第一批纯粹的市场经济新生儿。

 

  此后，伴随着“入世”以及中国房地产十年发展而起家的富豪举不胜数。

 

  2011年，包括中移动在内的57家中国内地公司入选《财富》世界500强，2001年时这个数字是11。

  一切，似乎都变了。

 

从1952到2012：

龙年所开启的时代

 

但2012年12月21日过去之后，一切似乎又都没有变。

“这才是比世界末日更可悲的。”一位迫切希望社会有所改变但又不相信世界末日的观察人士说。

其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轨迹，农历龙年往往不是变化本身，而是用来孕育变化的。

建国后的第一个龙年是1952年。这一年，中共高层发生了关于如何建国的重大问题的争论，最终，毛泽东放弃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提法，提出了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始进行新的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起码主导了中国1953到1965年之间的社会发展轨迹，可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这个总路线主导下的产物。

而第二个龙年，即1964年，则成了酝酿“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年份。现在回过头看，1964年是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的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了恢复和发展，商品供应有了显著改善，财政收支连续两年有结余，物价趋于稳定，市场恢复繁荣。全国上下，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一年，中国还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是，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的谈话开始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接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基层的“夺权斗争”开始了……

相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一种更加高涨的社会形态，是相对于旧时代的“新时代”，但是，这种“新时代”却给全体中国人、整个中国社会留下了巨大创伤。所以，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让许多人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他们没有料到，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正在绝地中崛起，一个令世人艳羡的新时代正悄悄降临。

作为建国后第四个龙年的1988年和第五个龙年的2000年，所酝酿的两个时代，基本和第三个龙年一脉相承，只不过每个时代都较前一时代跨上了更高的台阶。

那么，作为龙年的2012是否也在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时代？至少在目前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全球金融风暴、欧债危机已经开始有了强弩之末的势头，全球众多国家的领导人换届已经实现平稳过渡，尤其是，中国领导人也实现了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人们期待，“习李新政”能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将是什么样的？至少我们看到，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次亮相时就直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了2012年12月，习近平则重走邓小平92南巡路，把深圳作为其履职以来首次离京视察的第一站。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好生活”和“改革”将是下一个10年的重头戏。当然，还会有更多的“2012元素”影响乃至左右未来10年，这些元素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边回顾过去，一边展望未来吧！

（原文刊载于《信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