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重建精英教育

我们需要重建精英教育

难道时代真的变了，我们不再需要精英教育了？大学不必再培养精英了？现实的答案似乎确实是：我们真的不需要精英了。但我相信，事情绝非如此。时代需要精英，而且是能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成长的现代精英。只是迄今为止，我们还远远没在开始为中国社会培养最亟需的精英人才。

关于精英化的无谓之争

    自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公众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学普及必定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培养精英为志职；揆诸国外情况，20世纪40年代末，为缓解1200万复员军人的就业压力，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大举扩招，从此美国高教进入大众化阶段，并于70年代进入普及化阶段。1960年以来美国高教规模急速扩张，从当年的3582726人增加到 1980年的8580887人。流行意见据此宣称，去精英化既是时势也是必然规律。中国的大学招生规模也是连年创出新高。1998年录取108万人，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者是前者的6倍多！伴生的是大学生质素急剧下降，本来就差劲的学风更是穷斯滥矣。至于教师们的抱怨早成老生常谈。

如今走进大学，与师生们交谈，几乎很少有人对这一“事实”表示异议。大多数意见都流于指出教学质量下滑，学生的专业知识差劲。几乎无一例外，教师在校园里坚持精英式高质量教学要求时遭遇尴尬。不是遭到学生奚落，就是被教务部门打击。甚而至于还在大学教学评估和各种资质评估中，被逼配合造假，将湿湿漉漉的统计数字进一步注水膨胀。而大学生对于讲求质量的教师更是视若异类，甚至引为仇雠。当然也有大学生渴望得到严格的训练和观念启蒙，却经常以失望告终。

其实在教育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混乱不堪。例如，2012年7月，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炳奇等人曾就此展开过讨论。但刘道玉仅止于情绪激动地抨击盲目扩招，然后像首长作指示一般就办学的枝节问题提出建议。朱清时则亟于指责行政化祸乱校园。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更是发出怪论：“美国的本科教育就是大众化的，为什么他不担心质量低呢，因为后面有强大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他们能让优秀的学生冒出来。所以说，办学第一要务是尽量满足公民受教育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因材施教。”这不就是提倡不搞教育吗？还拿高校来干什么？

在这场讨论中，还是熊炳奇一语中的：“国家为尽快扩招，是通过原有的公办教育资源来实现的，这造成精英教育被迅速稀释，而职业教育、社区教育、民办教育的空间被挤占，客观上说，我国的大众化教育是畸形的。”此语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尴尬处境——那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由于行政管制造成的糟烂格局，高等教育缺乏竞争，资源严重错配，使得劣质化成为大学普及的同义词。受灾的不仅是精英教育部门，还包括更加大众化的职业教育部门。因此，局限于既有公立高等教育体制来争论大学应该精英化还是大众化，纯属无谓之争。

作弊、注水、敷衍，高分低能，学生责任感、事业心淡漠，几乎是所有这些教育部门的“成果”和“特色”。但凡用人单位要挑选一些人才，也只能从初选过的第一梯次高校里再拣选一遍，而且即便如此也常常难孚人意，不得不自己再耗费成本重新培养一遍。更有甚者，大学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马加爵案、朱令案、复旦投毒案、药家鑫杀人案、我爸是李刚事件、南昌航空大学杀人案，其中不少案件的起因都是极为琐碎的人际纠纷。大学生还越来越热衷于钻进食禄者行列，而不是承担个人责任。在精神意义上，大学生处于蛮荒和崩溃状态之中。

可见，在一个鄙视和弱化精英教育的体制下，所有人都受到伤害并得付出代价。因此，严格来说，当前中国，不但不存在质量可人的大众教育，也不存在名符其实的现代精英教育。

事实上高等教育系统究竟应该精英化还是大众化的争论在中国已经持续至少十三年。抨击的我自抨击，表扬的我自表扬，但仍然没有把一些基本的事情搞清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什么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当何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精英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现代精英教育？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导致劣质化的前因后果，而是想探讨：我们究竟需要何种高等精英教育？当国内的教育界人士仅仅从枝节角度来看待问题时，我们尤其需要放宽眼界和拓展思维。

现代文明的发展意味着日益繁复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体系的扩展。这个体系被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F.A.Hayek）称作扩展秩序。它出自人类自发自愿的合作与交易行动。其发展水平早就打破了前现代分工形成的僵死制度。在这一秩序下，一切既定的东西都烟销云散，急剧变动。人类根本无法以僵化死板的官僚等级制，而必须以分散决策和非组织化方式来展开协作，以应对变幻莫测的生活世界的挑战和风险。这一灵活的机制随时可以自主地调整资源和信息投入，改变努力的方向，并追求增加人类的知识和福利。这意味着在现代文明中，精英必然属于生产者行列，也只能从生产者行列中产生。可以说，生产性的精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推动者。

扩展秩序要求才能各异、天赋不同的人都尽一切努力去应对挑战，同时要组织好各种信息和资源的使用。这种应对挑战的能力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能力——企业家能力（Entrepreneurship），它可以表现在经济领域，也可以表现在知识领域，还可以表现在政治领域，乃至社会领域。所谓的精英正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物。引领科技潮流的乔布斯，开创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张元济，推动美国宗教大觉醒的爱德华兹牧师和怀特菲尔德牧师，开辟互联网的温顿·瑟夫、罗伯特·卡恩等杰出人物，无不如此。一切一流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适应和推进自发扩展秩序的繁荣作为己任。

由此出发，便不难领会真正的现代精英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核心素质：

——开阔的心胸、眼界和抽象思维能力。精英不仅仅读得多、知道得多，更对人类分工与合作有深刻理解。而这一理解必然建基于对极端抽象的社会存在规律的理解。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哲学悟性。悟性开启了视野，变动不居的世界意味着各种可能性，人类必须赢得这些可能性，才能开创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心怀天下的人不可能沉溺现状，而是时时刻刻都想着挑战现状。

——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对人生在世之价值和意义的保守，对生命的敬畏，对个人主动性的张扬。精英不可能是虚无主义者，他们脚踏实地的奋斗唤起同胞急流勇进，他们亲身践行的价值观更是会激励无数人的士气。

——善于并重视社会交往以及对人类平等合作的坚实信念。人类的一切财富和知识都来自人与人的交往活动。独木不成林，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是健全的人。正如康德所言，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目的王国，在这个秩序中，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服务于他人的工具，还同时是、也必须是目的本身。它意味着平等、合作与交往。而这一看不见的道德秩序只有依赖于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高度想像力才是可能的。

——珍视自由、捍卫自由以及强烈的个人责任感。一个自发的秩序并不需要高度管制，迄今为止，现代文明国家无一不是管制稀少的国家。正如哈耶克所言，自由是人类所有珍贵价值的源泉。精英必须懂得，只有自由才能焕发人类的创造力。一个文明社会一定是一个人民高度自治，交往频繁的社会。而自治需要个人对自己负责，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更不可能对他人负责。

——热爱真理，拥有超越性的求真意志，并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生活方式。此即乔布斯所说，慕求如饥，矢志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对生活永远保持苏格拉底式的热情。

在此之外，才谈得上精英们必须具备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并在这些方面特出于普通民众。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强大的学习能力。其二，卓越的领导能力与沟通能力。其三，敏于机会，热衷创新。换言之，所谓精英是以能力来定义的，而且必须独立于任何世俗权威。

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都发展出了一套各具特色，但又有共性的精英培养体制。无一不是一套自由竞争、标准严格、奖惩明确的培养体制，重视通过全面考察受教育者的个人奋斗历程来选拔人才。强调潜在的精英的公共责任和天下情怀，注重培养其协调、组织、引领和激励他人一道成就事业的领导能力。既强调理论思辨能力的严苛训练，又强调团队合作和行动能力。这种培养模式克服了前现代寄生性精英体制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深重毛病。形成的是一个自然淘汰和遴选的有机过程，随着能力和人格的成长，精英逐步自然分化出来。如此形成的精英阶层自然让人口服心服。因此，其精英教育的体制外表看似松驰，内里却充满了紧张，效率极高。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其灵活自主的高校体制形成的师资团队能充分运用其在人才识别与教育方面的严格标准和手段。正如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言，教育知识和人才识别是一组极为复杂且无法用理性还原和被明确讲述出来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在团队协作和分散决策中才能被充分运用。这一特性与哈耶克所说的经济核算原理有高度的相似性。精英教育无非是使这一过程更高效，标准更严格，过程控制更精细而周道，从而促使受教育者发挥潜能，塑造独立而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最终去改变世界。用古希腊哲人的话说，精英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卓越”（Excellence）——用卓越的个人去成就卓越的文明。

当代中国最缺精英教育

以此为标准，可以发现一个尴尬的真相：当代中国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现代精英教育。过去，一旦考上大学基本不用交学费，并拥有干部身份，还没毕业就已经进入官僚阶层的候补行列。事实上，在扩招前，大学生不管好歹都站在特权阶层的边缘，有相当广阔的上升空间。这一点与帝政时代汲汲科考的儒生和士绅阶层颇为一致。无论帝国时代，还是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公开的或潜在的目的都是为了给科层体系输送人才。因此，整个教育培养模式是在特权寄生地位上形成的。整个公立高教体制都从属于权力定位，其资源分配亦完全服从权力游戏的无情规则，大学臣服于官僚管制。其评价标准只是短时期内曾向学术和真理的一端偏移，然后迅速被权力主导的功利主义扳回到实用主义和虚名浮夸一边。

大学扩招后这一情况并无实质性改变，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仍然拥有干部身份。大学的主体其实仍处于非生产性的寄生地位。凡是到人才市场挂放档案时，工作人员都会问道：是否继续保留干部身份？大多数毕业生自然都会回答：当然。迄今，中国读书人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跻身官僚阶层，也就是成为非生产者，混入食税者行列。至于现代文明对精英的真正要求，他们其实很少问津。凡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大学里呆过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其实，他们向来从属于管制，从属于权威，从属于僵化的等级秩序。如果他们也能称为精英，那么也只是或将是既定等级秩序中的寄生性精英。这种精英只是以地位来定义的。

如果说八十年代前期的大学教育尚有一些求真求知的兴趣，那么之后就绝非如此了。大学生们很勤奋，但不过是为了进身而学，这和历史上的儒生悬梁刺股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并不认真，因为他们不追求真理。今日大学里无数的学术混混和劣质教授哪一个不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而大学的教师也大多不关心求真求知，而是汲汲于混职称。不是没有过富于进取心和创新兴趣的人，但他们很少，是在糟糕环境里偶然绽放光华的天生精英。由于受到整个僵化体制的排斥，他们倏忽其来，奄忽其去，几乎不可能留下持久的影响力和成果。整个大学体系的本来定位就是特权阶层，其成员自然脱离真实的生活实践，要么株守书斋的偏狭见解，要么热心学术寻租，要么混吃混喝，最终是顺从等级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不可能获得自律和自主。

大学扩招之后，进入食税者行列的机会僧多粥少，通向特权的上升通道越来越拥挤，竞争变得空前残酷。过去争取特权的竞争相对从容，而如今则急迫得多，于是残存的人性被一点点挤干净，剩下更为精纯的世侩气、急功近利和投机。这时候人们产生了错觉，把整个社会生活的乏味和缺乏生机误诊为扩招冲击精英教育造成的后果。其实中国的大学本来就很差，扩招和大众化只不过曝露了它的丑陋真相。凡是认定扩招前中国大学有真正的精英教育的人，其实都看走了眼，没见过真正的宝贝。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无力培养出哪怕是片面化的专家，更谈不上培养具有现代领导能力的精英。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当一个社会被集中的特权所主宰时，社会成员就会变得处处相似，而且彼此漠然，互不关联。也就是社会原子化，人们化作一盘散沙。这样的社会必定是缺乏生机，没有创造力的。中国大学里其实更加原子化，而且它根本不帮助青年人克服原子化状态，而是反过来加剧了这种状态。于是我们看到，由于缺乏沟通和交往，大学里的多数师生反而成了极为闭塞的一群人，无法走在时代前沿。真正的大学本该是社会的引领者，但现在却成了尾随者。不是大学去改变世界，而是世界在改变大学。

尾随者当然无力关照和回应现代文明，自然也丧失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动力。本来它就不培养现代精英，在从严进宽出转向宽进宽出后，这一堕落的事实不但彻底现形而且还变本加厉。标示教学质量管理水准的学习保持率和学位完成率，在中国大学的统计中居然是空白，但我们可以以管窥豹。截止2010年，浙江大学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居然高达94%。而本科生几乎百分之百能够毕业拿到学位。高校设立的清考、补考等等渠道，使学业质量降到几乎没有底线。比较一下美国的情况便一清二楚。2006年时，美国只有少数大学生修读四年后就取得学位；64％的大学生在入学五年内取得学士学位，16％的学生五年后仍未毕业，20％的学生未完成学业就休学。2003年时，公立大学博士学位完成率为46.6%；私立大学博士学位完成率稍高，也不过是64.6%。

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就更其糟糕。2008年时，上海市团委的一份报告披露，中国大学生每年选择创业的比例为5%，创业成功率平均为3%；同期美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20%。二者相差近7倍！即便考虑到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的不同，这个差距也足够说明中国大学生的素质有多差。

再看具体的培养模式。中国大学其实从来没有形成成套的精英培养模式。2000年以来，部属高校纷纷开设了至少20所创新学院，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四川大学的吴玉章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武汉大学弘毅学堂等，意欲吸收学生中的优异分子，通过资源倾斜配置，达到快速培养大师的绩效。但是这种培养方式无非是助长功利心态和特权心态。正如川大独立学生刊物《常识》援引一位该院学生的话所说：“从大一开始，几乎每一节形教课，辅导员都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反复强调要为保研和出国做准备。要考托、考G；要刷高分；要当干部，因为当干部可以加分；要科研，因为科研可以加分；要参加比赛，因为比赛可以加分；要参加社会实践，因为实践可以加分……”该院在邀请毕业生回院演讲时，几乎不邀请毕业后进入实业打拼的毕业生。这也足以表明其培养理念的寄生性、特权性和势利。创新学院不过是又一种扭曲。

事实上，类似创新学院这样的精英化尝试不过是人为拔高、强行炮制，刻意养成一个外表看来具有现代科技与社会知识，但却以特权分配来支撑的寄生性食利阶层，并没有改变中国大学的培养机制的运行规则。而且，为了争夺各种资源，它加剧了个人的原子化，青年人并未养成自我管理和自治的能力，更谈不上团队精神、组织技能和合作能力。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沦为狭隘的专业主义，正所谓对很少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其个性特征往往是孤芳自赏，自大狂妄，偏执极端，或者畏葸不前，自私自利。2012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忧虑万端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样的“精英”如何能在中国社会进步的紧要关头提供价值、观念和领导力支撑？

从边缘出发建构精英教育

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百年的现代化，现在正进入关键时期。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已经要求突破僵化的、寄生性的精英观，更要求打破以科层权力限制现代分工的教育体制。也就是说，现代化正渴求大批生产性的精英人才。但是我们很轻易就可以从留学精英人才不愿归国的事实中看到，中国存在巨大的人才赤字。

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却令人极度失望。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便能明白个中的荒谬。2008年时，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杰曾在北京“两会”上建议：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建立两个“园中园”。主要目的是每年从两校入学的学生中分别精心挑选300名左右优秀学子进入“园中园”。“园中园”的教师队伍应确保高质量，增加更多的专业课之外的素质教育课程（如表达、社交、军事、外交等）。在社会上应给予很高的荣誉以增加其对国家的忠诚度和责任感。毕业后的待遇和迁升路程应在政策上给予优待。两园学子应有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专用礼服。他甚至还建议，两园学子着校礼服组成两个方队参加2009年的建国60周年阅兵式。高杰还表示，“这两个方队能走在最前面最好”。这就是让政府大把洒钱，弄几个中学重点班式的“精英学院”。这是要培养精英还是要高考刷分？

迄今为止，中国大学先后在计划管制体制下推出了“211”计划、“985”计划以及创新学院等措施。近年来不少高校也打出了“回归精英教育”的旗号，例如清华在2011年推出了“清华学堂”的精英人才计划。结果自然是未见任何起色。事实上，局限于对既有体制内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功能性调整，根本不足以改变其结构，从而不可能为真正的精英生长提供制度条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在《变革中国》一书曾概括过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在僵化体制的边缘之处，民间力量凭其顽强的生命力大胆尝试，创造出全新的市场机制，并一步步凭其强大的实力逐步改变既有体制的运行规则，从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他将其比喻为来自边缘的革命。事实上几乎在所有改革领域，国有部门的改革都是微不足道的。教育领域也不可能例外。国企改革的失败暗示着国有教育部门的改革也必将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有教育部门向来不能适应更谈不上配合自发扩展秩序的生长。

因此，真正适应现代文明的现代精英培养体系在中国仍付阙如。它只能像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一样，从边缘处发轫。目前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虽然深受行政管制之苦，但绝非没有任何机会独立发展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精英教育体系。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成功的范例，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力的联合国际学院（UIC）2005年开始招生，最初一批学生全部招自第三批次本科。但该校坚持实施四年全英文教学，学生毕业后水平远远超越国内所谓三本学生的水平。2011年，UIC在全国25个省份为一本批次招生。2013年，UIC正式迈入重点本科行列。正所谓，“三本进来一本出去”。换言之，即使按现行质量标准，也能看到该校精英化办学的成效。这个案例启示我们，民间高等教育完全可以达到并超过公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准。

中国教育界应该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和探索这一精英教育的新模式。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先生曾批评中国近些年来盲目引进国外具体制度造成的恶劣后果。例如，盲目引入美国的科研成绩数量化考核制度，使本已糟糕的高校学术水平更趋劣质化。换言之，真正能满足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精英教育模式需要实事求是地通过大胆的自主尝试来做到。民办高等学校虽然有诸多不利条件，但是正如UIC表明的，它起码拥有较大的微观自主权。在这个范围内民办高校完全可以通过强化教学管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大胆选任有创新意愿的教育专业人士，扩大教学和师生的自由学习空间，来逐步形成崭新的高等教育机制。通过严格质量考核和自由竞争的自然淘汰过程来扩大精英成长的空间和机会。

虽然我们还无法准确构想其中的若干细节，但一些基本的原则却可以明确认知到。首先，民办高等教育完全不应该矮化自己的地位与作用，自我定位为“实用”、“技能”、“重要补充”等功能，实质上就是放弃与国有高校竞争。死水必腐，放弃竞争的民办高校必定腐败，而且也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受到伤害，其办学者只会沦为整个社会的笑柄和耻辱。

民间精英教育必须推行严格而精要的基础通识教育。目前中学教育的最大短板是学生视野狭窄。通识教育应该以启迪学生的知识视野、价值视野、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为要务。了解得越多，越愿意了解。其次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应该激励大学生自主地质疑既有观念，大胆探索个人的、独立的、负责任的“三观”。再者则是对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与合作能力的锻炼。接下来，当然是严格甚至苛刻的专业训练与要求。最后，当然是以高校为基点，通过校友关系帮助毕业生建立和扩展其社会资本，从而为行业发展、个人发展和团队发展提供日益切实的社会网络支援。例如，大学生创业时不必再从零着手，而能得到整个高校共同体网络的支持。

换言之，民间的精英教育模式一定是价值教育，即同样遵循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社会公众创造崭新的价值。同样，民办高校完全有权利，也有义务在中国变革的思想市场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严格的培养机制成长起来的当然是以社会和市场为最终导向、不贪恋食税者地位的自然精英。这些人自然会把超出官僚等级制的追求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此，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才可能在青年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有了超越性的大学学风，创造性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离我们还会遥远吗？有了大量生机勃勃、敢于尝试、不畏失败的青年知识人，大师的诞生便不再是虚幻的期待。而且最后，大学自然而然也可以从中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和名誉回报，它的毕业生将不再以民办高校大学生的身份为耻，而是不屑于换一个公立高校研究生的身份。

大学本来就应该是精英的共和国，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现代中国的大学不应该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