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负低福利”的国民难言幸福

　　在4月15日出版的一份杂志中，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需警惕滑向过度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和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公平的“歧途”。楼继伟将这种方式比喻为“不归之路”，并指出，这样的模式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较低，就业不足。同时，他认为，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奋斗，民众幸福感亦会打折扣，不可持续。

　　在中央财政收入出现罕见“负增长”的背景下，作为财政部首脑向外界大胆发出“不归之路”和“靠国家福利会让民众幸福指数下降”的论点，难免让人感到诧异，甚至浮想联翩。

　　联想到楼部长前些日子的言论，“守住底线”也好，“帮穷人，不帮助懒人”也罢，似乎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号：今后国家财政在民生投入方面极有可能放缓，甚至削减。可是，新任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上会见中外记者时明确表示，“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显然，两者之间又有明显冲突，一时间，让普通老百姓有些找不到“民生方向感”。

　　楼部长的所谓“靠国家福利会让民众幸福指数下降”论，只可能在高福利的国家存在，而在目前“高税负低福利”的国情下，显然不应存在这方面的担心与忧虑。就眼下而言，尽管从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但是，笔者觉得，在中国宏观税负绝不仅包括税收一方面，还应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中央财政收入，甚至各种罚款摊派，重重叠叠。如果把这些税外费也纳入宏观税负范畴，国民税收痛苦指数位于全球前列，并非夸张。

　　欧洲一些国家，国民在高税负背后享受着高福利，高福利背后则对应着国民幸福指数高。据最新的盖洛普一项民调显示，世界幸福指数排名，前4名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囊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名列第23，美国则排在第14位。斯堪的纳维亚还是最为均富的国家。一句话，斯堪的纳维亚不仅是世界上税负最高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而且也最为均富，人民最为幸福，对他人更为慷慨。

　　而税负转化为国民福利恰恰是我们的软肋，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长期不能与高税负形成对称和匹配。有报道说，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前几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

　　新浪最新一项调查显示，68.6%的人认为，缺少国家福利直接支撑，大部分国民难言幸福感。公民纳税就是换取政府带给公民的各种国家福利待遇。笔者觉得，与其在“靠国家福利会让民众幸福指数下降”、“帮穷人，不帮助懒人”上喋喋不休，不如以税收痛苦转化国民福利为着眼点，快出好主意，尽早想办法。只有真正做到把公民缴上来的税款足额用在国民福利上，而越来越少地用在公款吃喝以及公车消费、公费上。否则，“高税负低福利”的国民难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