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瞒报者的“理性选择”不再理性

　　最近发生的山西苯胺泄漏事故，引来三省不安。泄漏物污染河流，对人畜健康可能造成伤害。当泄漏事故与地方迟报甚至瞒报再一次联系在一起时，原本一起单纯的事故也因此人为地变得复杂。

　　这起事故的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继续澄清。在已经公开的信息背后，是否还有隐情，公众并不清楚。譬如，事故发生日是否有可能比公布日要更早一些？这样的情形，人们似乎已然习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确实难以经受得住考验。

　　撇开这些困惑不说，单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起污染事故中的迟报、瞒报问题已遭受舆论痛斥。瞒报现象一再重复出现，亦是公众极为痛恨的又一个原因。过去数年来，在不少产生较大影响和危害的环境污染事故中，迟报、瞒报的阴影常常难以被驱除。去年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是如此，这一次的山西苯胺泄漏事故亦是如此。

　　一地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应及时向上通报，及时告知社会，是为减小污染所产生危害的必要措施。这一点，已为常识。尤其是一些跨界污染事件，倘若上游所在地政府不能及时告知下游，则可能导致下游环保部门错失防范和治理时机，下游民众可能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这表明，无论如何，污染事故的及时通报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从公共利益出发，污染事故肇事者，抑或当地政府部门，应有责任也有动力将污染事故告知于天下，以便各方紧急行动，避免产生严重的后果。

　　很遗憾，现实却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及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并不乐意及时通报，反而选择瞒报（瞒不过去时，则选择迟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故意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民众健康的重要性，竟比不上相关者头上的那一顶乌纱帽。

　　显然，如此的偏好与选择，符合瞒报者的利益。从瞒报的逻辑来说，如果一个污染事故在蒙蔽众人的情况下悄悄消化，那么就不必有人对此负责。倘若选择及时通报，势必有人要受到或重或轻的处罚。于是，能迟报则迟报，能瞒报则瞒报，以至这一现象屡见不鲜。

　　这种做派不利于社会总体利益，必须得到矫正。每一个行为主体在做一个选择时，一定会虑及其机会成本。如果说趋利避害是瞒报者行为方式的逻辑前提，则需要有制度、有办法使瞒报者变得无利可图，或者说得少于失，方有可能真正阻止瞒报现象的发生。

　　过去的一些瞒报案例显示，对于瞒报者来说，捂住真相可能毫发无损，而主动通报却会遭到解职等处罚，如若瞒报被揭穿，或许还可找理由推托——在此次山西污染事故中，人们也见到了类似的推托。即便实在推托不了，多半也不过是去职了事。如此一来，事故责任人自然有动力瞒报。

　　说得直白些，环境事故的瞒报现象之所以在三令五申中一再出现，还是因为对于瞒报责任的处罚过轻。我们并不赞成不分青红皂白，一味乱用重典，但面对此种瞒报“沉疴”，药量确实需要更大一些。要知道，管理不善导致事故发生或许只是失职，隐瞒不报却是更严重的渎职乃至犯罪。不同的性质，惩罚的力度当然不该一样。

　　就在昨天，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公开表态，要严格事故问责，加紧事故调查，无论涉及到哪一层、涉及到什么人，只要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都要依法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坚决遏制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这是一个清晰的态度，也希望当地政府在作出各种处罚之前，能够告知社会更完整的事故真相。

　　环境事故迟报、瞒报需要合理、合适的惩罚力度。唯有如此，才能让瞒报者的“理性选择”不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