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洽会访谈

　　小额贷：应降低间接成本

　　本报记者 黄烨　发自上海

　　中小企业在间接成本上，目前不得不付出更多。比如，中小企业所需要的融资期间和银行规定的资金使用期间不匹配。前者可能仅需周期为1个月的贷款，但后者规定至少3个月为一个周期。这样，两个月多缴纳的利息就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在洽谈会现场，融道网中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郑海阳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目前，上海有大大小小103家小贷公司。但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公司还是只对中小企业放出100万-300万元不等的贷款额度。据我们的信息平台记录显示，不少中小企业真正要的还是在100万元以内的贷款额度。”

　　“这样就会造成：确实有小贷公司，也确实有需求，但大多数真实的需求，还是被挡在了‘门’外。”郑海阳介绍，“换位思考，不少小贷公司确实需要考虑风险控制问题。毕竟，他们得自己承担责任。”

　　不止如此。工商银行小企业金融业务部总经理曹八阳介绍，“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成本或许没有统计的那么高，但在间接成本上，中小企业目前却不得不付出更多。”

　　“比如，中小企业所需要的融资期间和银行规定的资金使用期间不匹配。前者可能仅需周期为1个月的贷款，但后者规定至少3个月为一个周期。这样，两个月多缴纳的利息就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曹八阳称。

　　对此，郑海阳的观点是，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不能“忘了市场的真实需求和真实情况”，“是不是可以推出额度更小的小贷服务？是不是缩短贷款周期？”

　　在曹八阳看来，目前另一个问题是，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服务效率低下。“交流、审批、担保、走流程，增加了中小企业的时间成本。”曹八阳认为，“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科技能解决这一难题。”

　　他介绍，工行目前将互联网科技“嵌”入到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中，推出了网上融资业务。在他看来，此举加快了审批速度，简化了流程。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孙树林认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一定要“专业化操作、精确化寻找目标和专家化管理”。也就是说，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分析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投资价值，并敢于决策。

　　“站在PE和VC的角度，本身也有一种方式助力中小企业，即寻找合适的企业进行并购。”孙树林称，“这样既能为PE和VC寻找出路，也能发挥中小企业未挖掘的潜力。”

　　民间金融：创新需制度先行

　　 本报记者 宋璇　发自上海

　　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高企的原因是制度不合理，地方政府因为推进城市化的需要，基础设施先行，需要超前融资。但由于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地方融资平台的另类金融创新便出来了，因此银行的错位风险便出现

　　在第七届上海中小微企业金融洽谈会上，金融创新话题也是参会人士所关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因效果不同，金融创新可以分为对实体经济有益，且不会带来大的系统性风险的正向金融创新。反之则是负向金融创新，而负向金融创新多与制度现行不合理有关。比如说当前民间金融很活跃，背后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行业准入限制、长期管制导致存款利率偏低等。

　　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例，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高企的原因也是制度不合理，地方政府因为推进城市化的需要，基础设施先行，需要超前融资。但由于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地方融资平台的另类金融创新便出来了，因此银行的错位风险便出现。尽管有关部门把风险控制住了，但是这两年城投债迅速发展，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纷纷出现，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帜，实际转来转去，链条越来越长，地方政府债务越来越隐性化，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交叉传染。

　　这些风险需要加大金融财政体制改革才能有效解决。近年来国外投资者纷纷减持中资银行股的原因，也是国外投资者意识到了中资银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贷款给客户”的模式存在问题，否则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向好，中国金融业如此赚钱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何以大举抛售。

　　另一类的金融创新是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比如互联网金融等。对于这类金融创新，监管部门的监管要跟上变化的形势，及时更新监管以及技术手段。这类创新属于体制外的创新，体制外的创新能够倒逼体制内的金融创新。金融改革方面要么将体制外机构纳入体制内，要么加快体制内的改革。

　　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金融混业经营现实和分业监管体制之间的矛盾，加大了金融体系内的风险。近期金融联席会议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改革的思路。

　　此外，金融监管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值得关注，地区性的准金融机构的活动，应该将监管权力放归地方。目前，双层监管体系已经获得学界认可，但具体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