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需要“折中的透明度”

    专访芬兰央行董事会成员赛坡·杭卡坡佳
    
    [ “我认为透明度当然很有用。但瞬息万变的信息冲击往往也会导致市场过度波动和震荡，所以透明度也需要一定折中。”
    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业大规模纾困的教训，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正试图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尤其是在隔离银行业高风险活动与基本存款业务方面，美国有“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英国有“维克斯框架”（Vickers Framework)，欧盟则有芬兰央行行长利卡宁（Liikanen）的提案（下称“利卡宁提案”）。
    芬兰央行副行长赛坡·杭卡坡佳（Seppo Honkapohja）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利卡宁提案”要求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制定不同资本金要求，使两者拥有各自独立的资金缓冲。虽然美国、英国和欧盟的方案各不相同，但背后基本的原则大同小异，都是要“隔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来降低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
    谈及央行的透明度，杭卡坡佳认为透明度当然很有用，但瞬息万变的信息冲击往往也会导致市场过度波动和震荡，所以透明度也需要一定折中。
    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杭卡坡佳认为，如果资本账户无法开放，那么人民币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杭卡坡佳表示，中国金融改革要吸取北欧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要以一个全面、系统性的视野来看改革。金融改革不光是一系列技术性的自由化政策行动，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过程，不能忘记改革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影响，要想清楚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还有引导经济决策的新框架是什么。
    支持“利卡宁提案”
    第一财经日报：芬兰央行行长利卡宁的一个著名提案是在欧盟建立起一个类似美国“沃尔克规则”或英国“维克斯框架”的银行业监管政策。其争议集中在是否要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隔开。你如何看待利卡宁提案？
    杭卡坡佳：我认为他的提案很好。这一问题事关重大。美国、英国和欧盟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尽管方案各不相同，但背后基本的原则大同小异，就是要把投资银行那些高风险的活动与零售银行部门的小型企业或个人借贷和存款等基本业务区分开来。我认为如今全能型银行的挑战是，储户资金会或多或少地被用于风险较高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两块银行业务区分开来。所以在利卡宁提案中，就要求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制定不同资本金要求，这样两种金融活动就有了各自独立的资金缓冲，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整个银行只有一层缓冲，这是不够的。
    日报：但是银行业认为这类政策不会奏效，而且会抑制其发展。
    杭卡坡佳：全球为金融危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看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余震至今未退。显而易见，一部分危机是由于金融系统的多种不良操作所致。所以现在整个社会担心金融系统中存在的缺陷也无可厚非。金融业的威胁会不会导致一场新的金融风暴？拥有一个更安全的银行体系有益于整个社会稳定。当然，银行业认为，如果分割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它们融资成本会提高。这个说法有据可依，但如果整个行业的风险降低，那融资应该更容易、成本更低。所以最终影响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现在已经发表的几个研究报告的数据相差很大。一些独立机构所做的研究表明这个法案对融资成本的整体影响很小，另一个银行游说团体所做的调查显示融资成本会大幅提高。
    日报：在关于欧债危机的辩论中，一个核心争论点是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很多经济学家和相关人士看来，IMF以及欧盟为希腊制定的紧缩政策过于严厉。IMF最近也转变了态度。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杭卡坡佳：财政紧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处在一个公债和外债都在不断增加、同时财政预算和经常账户都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你必须调整，必须财政紧缩。之后的问题就是时间表。要记住的是，IMF和欧盟的救助计划旨在提供过渡资金，其目的是要促进有序的财政调整，时间表相当紧。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比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无序混乱地进行要好得多。
    日报：但问题是太严苛的紧缩措施会拖累经济增速。北欧经济危机时，芬兰还有瑞典用了15年的时间才把债务占GDP比率减半。
    杭卡坡佳：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北欧经济危机时，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严苛的紧缩措施。例如芬兰，我们的GDP几乎连续3年下降，从GDP的高峰到低谷，衰退幅度高达14%至15%。这个数字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危机国家的情况相差无几。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紧缩、失业率大幅攀升等。但最终我们回到了增长。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幸运，因为全球其他经济体在增长。现在，全球危机导致整个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容乐观，所以要回到经济增长的挑战更大。走出危机需要时间。开始施行紧缩政策，同时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才会有一个良好的根基来回到增长。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日报：你认为欧洲危机国家现在最急需的结构改革措施是什么？
    杭卡坡佳：我认为是市场去监管化，减少对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监管。希腊的经济受到高度的政府管制，存在大量市场失灵。所以他们必须减少政府管制。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改善成本竞争力，从而改善希腊的对外贸易和出口。
    日报：对于欧元区的未来发展，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是重振欧元区的两大支柱。欧盟委员会在对欧元区以及整个欧盟的未来计划中提到为欧盟设立类似财政部的部门，也是为未来发行欧元债券建立一个风险分担机制。你认为这可行吗？还是过于乐观了？
    杭卡坡佳：欧委会只是参与政策讨论中的一员。现在各方仍然存在争议，看法大相径庭。我个人并不很认同欧委会的提议，这不代表芬兰央行的看法。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如果去看一些国家的联邦制或是更松散的联邦形式，它们之间的财政资金转移并不常见。要建立这样的联邦机制也需要很长时间。美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要在欧洲建立这样一个永久性的系统，使得成员国遇到债务问题时能够获得其他国家救助，甚至通过财政转移来降低债务，我认为这在政治上并不可行。从美国早期的经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政治阻力。
    当然，拥有一个机构和基金来提供过渡资金是可以的，这对整个系统稳定性至关重要。但是提供救助会一定程度上鼓励成员国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就很难得到政治支持。如果你看美国现在的情况，尽管联邦系统和各个州之间存在大量资金转移，但这不是救助。那些都是投资，尤其是对教育项目等各种实质经济活动的投资，并非救助。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所以从长期来看，要在欧元区建立这样一个对成员国提供债务救助的类似机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日报：有些人认为银行业联盟与财政联盟是互补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你怎么看？
    杭卡坡佳：我觉得它们肯定是互补的。银行业联盟不能代替财政联盟。发展银行业联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泛欧洲的管理体系。这样欧盟就有一套完善统一的银行监管规则。当然现在的计划是由欧洲几个大银行和欧洲央行在中心主导监管规则，但是各个国家内的监管人员也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核心是要有一本共同的规则手册，以实施一致监管。
    日报：你认为银行业联盟需要许多前提才能达成，例如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需要各国央行的清盘方案，还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什么要在危机中区分开国家自救和外部纾困？
    杭卡坡佳：这很重要。要记住监管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监管本身，然后是银行清盘方案。如果银行陷入困境，就需要一些硬性的清盘机制，要么救助和重组，要么就让它破产清盘。第三部分就是存款保险，这关系到更长远的发展。每个成员国现有的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很大，要让所有国家都统一起来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考虑到当前的危机，存款保险制度改革还没有那么紧迫。短期内，监管与清盘机制更为重要。应对系统性银行业危机的爆发，这需要政府来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并不属于监管者责任。
    日报：中国现在正考虑建立一个存款保险系统。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杭卡坡佳：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问题。但是就目前的存款保险制度而言，有不同方案可供选择。一种可能是由银行逐步缴纳资金，它们为保险计划支付一笔较小的费用，作为存款保险基金。这样一来，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会比直接用纳税人的钱要低一些。当然，即使如此也会存在一定道德风险，但相对纳税人提供的存款保险金来说产生的道德风险减少很多。
    金融改革需关注宏观影响
    日报：你如何看待人民币的未来趋势？欧债危机会对欧元带来负面影响吗？这会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更有竞争力吗？
    杭卡坡佳：国际货币系统中，不同货币的地位实则为竞争关系，但也存在互补性。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想要推进自由化，首先是让人民币在国际结算或相关交易中成为支付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之后，整个货币体系上的转变就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甚至可能需要几十年。如果看经济发展史，现在毫无疑问美元处于主导地位。虽然欧元正逐渐发展，但对美元来说仍然称不上是竞争对手，再加上欧元区危机的影响。但欧元的竞争力也是欧元区复苏的一个关键。
    日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资本账户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兑换。你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放开资本账户吗？
    杭卡坡佳：我无法作出太具体的判断。但是资本账户可兑换性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经常账户可兑换。换句话说，中国的实体贸易已经相对开放。但是资本账户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而资本转移、国内投资海外以及外资投入中国，这些也占了货币使用的很大比重。如果资本账户无法开放，那么人民币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迅速完成这项改革，还是要在长期内谨慎地小步慢走？
    杭卡坡佳：中国应该有计划地逐步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实施部分计划了，但仍有很多重要步骤有待完成。你们必须吸取北欧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时的教训，当时我们因为改革不当导致了金融风暴。那时人们以为改革就仅仅是增加准入、开放市场、浮动利率、引进外资和海外投资等。结果我们太专注于这些技术步骤。当然，你们也需要这些技术性的步骤来完成改革。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些改革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必定会对此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一旦开放了资本账户，必定会对私营企业、银行和家庭造成巨大冲击。在这个全新的金融环境中，外资会不断涌入，中国企业也会有更多机会去海外投资，这是一大步。中国的私营经济部门必须要理解这个变化。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一系列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必须要为这些新的挑战做好准备，并为这些不确定因素提供缓冲，引进新的工具来理解和应对这些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性步骤。
    日报：央行的传统职能和运作模式在危机后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
    杭卡坡佳：我认为已经改变了，未来还会有进一步改变。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巨大的，这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30年代的大萧条对央行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相信这次危机也会对央行产生长远影响。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央行的改变。过去央行认为控制通胀是它们唯一的核心任务。危机之后，它们意识到仅仅关注通胀目标是不够的，还需要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和良好运转。这曾是央行的传统责任，几大央行最初建立时就被要求确保金融稳定。危机之后，这个职责又重回央行。
    日报：在建立欧洲央行的时候，欧洲央行决定在30年后才会公开发表会议纪要。芬兰央行行长提议欧洲央行像美联储一样公布所有的会议纪要。你是怎么看的？
    杭卡坡佳：事实上不完全是像你说的那样。当然，3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国家机密才会被封锁30年甚至更久。但是对央行来说，30年确实很长。我们现在的提议是将其缩短。但我们不能像某些央行一样，走另一个极端，相对较快地发布它们的会议纪要。我们会试图折中到5年左右，具体时间现在尚未正式决定。我们应该会大幅度缩短30年的保密期,但是不太可能短到会议之后就公开的程度。
    日报：你对中国人民银行提高透明度有何建议？透明度很重要吗？
    杭卡坡佳：我认为透明度当然很有用。如今的金融系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好的信息流通是非常有帮助的。但瞬息万变的信息冲击往往也会导致市场过度波动和震荡，所以透明度也需要一定折中。所以你需要整体透明，对当前状况提供更好的信息、指引和观点。但很重要的是，要控制住市场，避免市场的羊群行为。所以我认为采取一个折中的透明度可能更合适。
    日报：你对中国央行想要传递怎样的信息？
    杭卡坡佳：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显然，央行的正确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部分原因。在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新的挑战，所以要谨慎前行。要以一个全面、系统性的视野来看改革。金融改革不光是一系列技术性的自由化政策行动，更重要的是后果。想清楚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还有引导经济决策的新框架是什么。（本报实习记者 周艾琳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