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供给能力不足 农村资金互助社困境中生存

   农民贷款需求旺盛，但服务于农村金融的农资互助社却‘跟不上节拍’。在行政村设立的农资互助社门槛只有10万元，但运营成本较高，聘请专职会计、安保设施、租用固定场所等费用，很快就把多数注册资本花完，不少互助社一开业就遭遇信贷资金不足困扰。

　　一直以来，被称为“炕头银行”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下称“农资互助社”）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部分，但较之农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农资互助社的发展基础薄弱，行业鱼龙混杂。日前，江苏盐城多家农资互助社因违规运营引发挤兑风波更是引人深思。

　　据悉，引爆盐城多家农资互助社挤兑风波的导火索源于当地一家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农民恐慌之下集中向农资互助社要回存款，紧张的兑付压力令多家农资互助社应接不暇。

　　更需关注的是，农资互助社的存款去向问题。按照规定，农资互助社的资金应“取自社员，用于社员”，不允许对外放贷，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违规经营的农资互助社同样存在。

　　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今年9月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资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858家，其中村镇银行799家，贷款公司和农资互助社仅59家。

　　但据记者了解，在不到60家的农资互助社之外，还有许多未经银监会审批的农资互助社等机构做着类似的筹资、放贷工作，监管有待加强。

　　根植农村的“炕头银行”

　　20世纪初，合作社、农村合作金融在欧美国家兴起。这种以农户为主角的农村金融组织遵循“自愿参与、民主管理、一人一票、服务社员、利润返还”等原则，创立农协、农会和信用合作社，并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税或再贷款业务等支持。国内农资互助社起步较晚，并不为人所熟知。

　　2007年1月，银监会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农资互助社的身份作出阐释。规定显示：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　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

　　同年3月，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诞生，成为全国第一家全部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资互助社也被称为“农民银行”和“炕头银行”，因扎根农村社区服务的特点和独特的运行机制，农资互助社一度被认为是最贴近农民需求的金融组织。

　　“农资互助社存在一定的先天优势，首先它是真正根植于农村的金融组织。”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杜金向表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最底层、最接近三农的金融组织其实是最缺失的，在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取消了村级代办站之后更是如此。

　　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信用社能够把机构设到乡镇，其他大多只设县级机构，即使是村镇银行，刚成立时也多在县城设立单一机构，两三年后才开始设立几个乡镇级机构。只有农资互助社，根植于农村，对解决农民小额度资金需求，方便农民贷款意义重大。

　　在杜金向看来，农资互助社解决了社员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营风险有所降低。农资互助社的社员主要由当地农民组成。村民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贷款人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还款能力、道德品质和资信状况都有清楚了解，从而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农户之间相互监督，借款人一旦违约，代价将是声誉的损失，这有效降低了“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

　　事实上，若合规经营，农资互助社将有效降低贷款成本，缓解农户贷款难问题，但目前而言，农资互助社领域既有银监会审批的正规军，也有农民或民间资本持有人自发成立的非正规军，发展参差不齐，有的运行良好，也有的游走于灰色地带，风险暗涌。

　　行业发展良莠不齐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直言，目前银监会批准开业的农资互助社约50家，但由农民自发组建的、民间资金发起成立的农资互助社至少逾千家，行业发展良莠不齐。有的农资互助社由地方政府农工部门批准，但审批与监管不相匹配。这次江苏盐城出现挤兑风波的农资互助社即是未经银监会审批的一类。

　　目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有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资互助社三类，其中村镇银行发展速度最快，也是近年来农村金融中最炙手可热的一员。2007年，国内只有19家村镇银行，四年后增至600多家；而同期的农资互助社仅从8家增至46家，发展相对滞后。

　　“由于现行审批手续繁琐，条件苛刻，许多资金互助社没有拿到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因此没有合法的地位。”杜金向说道。由此，一大批未获牌照的资金互助社长期“地下”经营，甚至出现违规经营现象。

　　杜金向认为，与其放任发展，不如将那些已存在的地下资金互助社纳入监管范围，发放金融许可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企业法人。通过“转正”为农资互助社，将农资互助社的借贷活动纳入阳光操作，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贷款需求。

　　消费贷款需求占主导

　　“可存可贷”的农资互助社发展较缓并非由于农民的融资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乏力。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贷款需求量较几年前已经有了明显增长，并呈现多元化趋势。

　　有机构曾对河南省某县10镇、227个行政村、2212个村民小组调查发现，当地农民中有32%的人有贷款意愿。其中，3万元-5万元的贷款需求最为集中，达到47%，同时有10%的农民家庭有超过5万元以上的较大额度的信贷需求。

　　对于贷款用途，该份调查显示：45%农户表示贷款主要用于生产性的资金需求，其中用于传统种养殖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信贷需求占20%，用于创业、经商、小手工业等经营活动的信贷需求为25%。55%的农户表示贷款主要用于消费性的资金需求，其中用于一般日常生活支出的信贷需求为25%，同时农户家庭教育，医疗性支出也占据了较大比例，达到10%，最后是农户用于婚嫁建房等资金需求达20%。

　　不只是河南，在山西，农民的贷款意愿也日益加剧。记者曾与家住山西省襄垣县的一位农户交谈，他表示，之前村民申请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化肥、农药或是买返销粮、看病等，而现在，不少人尝试创业，带动了运输、加工、服务等项目的贷款需求。

　　“跟以前相比，农民致富渴望也越发强烈，不再局限于传统务农的收入来源，他们希望通过贷款来获得创业启动资金，逐步改变经济状况。”当地一位银行界人士说。

　　与此同时，农民的消费贷款思路也被打开，据上述农户介绍，以前农民要贷款顶多需要两三千元或者五千一万元做农业生产，但现在，一般的贷款需求都要几万元。

　　“我们这的村民有不少人要贷款盖房子，自己的资金积累又十分有限，所以所需资金肯定比以前用于农业产生要多。以前务农贷款，我们通常是春天贷款、秋天还贷，而现在，很多人希望贷到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贷款。”前述农户说。

　　不难看出，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消费需求，农民的贷款意愿强烈。在一份湖南省农户贷款需求状况调查中显示：农户要扩大养殖业规模的资金来源中仅34.3%来自自有资金积累，其余大部分资金缺口都需要依靠外界资金的弥补。 　 

　　但尴尬的是，大多数农民获取这部分资金的渠道并非金融机构。杜晓山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了解到的调研数据来看，农户贷款来源大约60%以上来自民间借贷，包括亲朋好友的借款、民间高利贷，而农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农资互助社等机构贷款则显得供给不足。

　　隐现违规经营

　　农民贷款需求旺盛，但服务于农村金融的农资互助社却“跟不上节拍”。杜晓山认为，在行政村设立的农资互助社门槛只有10万元，但运营成本较高，比如聘请专职会计、安保设施、租用固定场所等费用很快就把多数注册资本花完，不少互助社一开业就遭遇信贷资金不足困扰。

　　融资方面，农资互助社由于实力较弱、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往往很难在银行获贷款，所以乡（村）级的农资互助社发展起来很难。

　　银行界人士则认为，农资互助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策前景不明朗，目前银监会对于农资互助社的审批过于严格、每年指标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资金互助社发展。同时，内部管理又参差不齐，导致农资互助社陷入尴尬处境。

　　杜晓山直言：“现在经营不错的（农资互助社）比较少，有的逐渐背离了农资互助社的规范性要求，甚至成为投机买卖的平台。”

　　事实上，经过批准成立或民间自发组建的农资互助社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了一个补充渠道。但在鼓励创新、适度竞争、扩大覆盖面和商业运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创新发展和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为降低农资互助社运营风险，杜金向表示，可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对农资互助社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提供担保，同时开发保险产品，保护农资互助社贷款的安全。

　　针对农资互助社的未来发展，杜晓山认为：既要依靠外部力量，依法治理，同时农资互助社内部也要规范自律，重点在治理结构、管理水准、人才素质和流程的规范性等方面下工夫，只有处理好这两方面才有未来。“政策法规和内部管理，二者缺一不可。”杜晓山说。


　　针对农资互助社的未来发展，杜晓山认为：既要依靠外部力量，依法治理，同时农资互助社内部也要规范自律，重点在治理结构、管理水准、人才素质和流程的规范性等方面下工夫，只有处理好这两方面才有未来。“政策法规和内部管理，二者缺一不可。”杜晓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