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结构取决于决策权归属

收入分配结构取决于决策权归属

上面的分析表明，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不是取决于贡献原则，而是由特定分配规则决定；同时，社会分配规则往往又是社会力量博弈的产物，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对比，从而往往有利于强势者。事实上，收入分配状况往往是由基于力量的社会博弈所决定：谁的力量大，谁就拥有更大决策权，从而在收入分配中取得更大的利益；相应地，一个社会的力量结构越不平均，收入分配的决策权就越集中，实际的收入分配也就越不平等。D.米勒就强调，“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市场收益不能精确地反映不同生产活动的价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显然，在现代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往往拥有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决策权力，从而在收入分配中也就占有巨大的优势。

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谓的激励理论或者由此派生的期权工资等都假定：管理者的薪水是与公司绩效成正相关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例如，2000上半年英国著名的巴克莱银行由于经验不善而被迫关闭了172家分行，但其总裁马修.巴雷特仍将获得3000万英镑的奖金。同样，《商业周刊》也指出，伊阿考卡(L.Iacocca)三年得到4100万美元的报酬与克莱斯勒的平凡业绩极不成比例。事实上，2002年英国的平均工资增加了3.2%，股票价格下跌了24.4%，但主要管理者的收入却增加了23%；所以，2003年在英国《卫报》的文章就写道：“标准普尔指数中公司市值从三年前的最高水平缩水了近30%。几乎同一时期，董事会收入的增长超过了84%”。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整个世界的股市都非常低迷，但那些企业高管尤其是金融界管理层仍旧在继续领取高薪。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公司新总裁道格拉斯.达夫特及其管理层与可口可乐董事会达成一个协议：自2001年1月1日始只要可口可乐公司的每股给付每年至少增长20%，达夫特就可以获得巨额工资以及进6000万美元市值的股票；但5年期限刚进入第4个月达夫特及其管理层就宣布他们无法达到目标，而次月公司的董事们则保证，达夫特不会因为无法达到目标而遭受经济损失。结果，2001年底，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下跌了23%，而达夫特的个人收入却增长了47%而达到7400万美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经济理论不符的情形呢？关键就在于，不仅业绩与管理者的努力之间本身就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董事会成员的薪酬往往是与管理层挂钩的，因此，两者就会合谋而共同损害其他小股东和社会大众的利益。

显然，正是由于现实市场中的权力是不均等的，那些管理层往往拥有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因此，如果放任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权势者主导下的收入分配就不仅很不公平，而且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例如，美国前100为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水从1970年的130万美元就上升到了1999年的3750万美元，而此间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多少提升；同样，1990～1992年间通用动力公司总裁W.A.Anders每年获得的年薪、奖金和长期回报高达3760万美元，但这三年里通用动力公司削减了73000个工作岗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根本上就在于，受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潮的支配，国家越来越不对企业的薪酬体系提供指导或干预，而是任由市场契约“自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