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把现代化确定为国家目标

不该把现代化确定为国家目标按语    昨天和朋友有个书信往来，有几个问题的叙述其实是自己去年研究的新认识，故将其粘贴在这里。    ——梁中堂2013年2月2日    （一）Y先生致梁中堂

梁老，您好！

25日才把书寄来，麻烦您接收快递。说年内奉还，其实时间过了，只好请您按学校的习惯理解。

我期待独胎制近期彻底终结，但近来希望再次破灭。我和妻子急切地想再生一个孩子，甚至一度要步杨支柱之后尘，但偶然因素失败了。这又让我重新关注人口问题。我发现，自己的许多思路都不由自主地跟着您在走，独立于您的观点已经所剩不多了。

不过我认为，人口膨胀的危机在现代世界上的确是事实，而且人口问题并不能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自然解决。

第一，西方国家因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动地位，人口膨胀可以在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在大规模贸易、扩张、殖民中解决，最后在它所创造的现代生活方式里逐步达成平衡，这勉强可以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但也不尽然，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还是带来了两次为争夺生存空间的世界大战。战后西方人口的再次大幅增长，是通过再次的技术革命来解决的。今天欧洲的人口萎缩趋势是另一种相反的危机，即使承认土耳其人、非洲人等外来人口渗透的合理性（这一点也值得怀疑，我亲历过很多德国人不肯生孩子的状况，无论站在欧洲人立场上，还是站在对近代文明发源地的敬仰上，我都感觉一种深刻的危机），也无法抵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爆炸。

第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却是被动的，无力深度开发自身的资源，又很难从外部获得充足的资源，同时向外转嫁现代生活的负面后果，保持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即使他们被市场化进程带进现代生活，获得技术与生产效率的提升，其生育的惯性增长仍会保持相当长时间，并获得现代生活医疗条件的保障，这可能给世界带来整体的灾难性结果。这些国家喷涌出来的人口难以获得现代教育机会，青年人缺少发展机会，在简单劳动和失业边缘上徘徊，无法改变自己与国家的命运，最后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这些国家人口的膨胀要回归，至少需要漫长的一百多年，如果没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来控制生育，要避免马尔萨斯主义的困境是很困难的。马尔萨斯认为，上层社会不需要节育，而下层社会需要通过道德和节欲限制生育，如果自生自灭，必然会有灾难解决。这可以推广到世界关系上。

第三，虽然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一再被突破，但地球生态与环境的失衡，物质与能源的危机，却是在越来越恶化。郎咸平说每年工业化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只是所有地球生物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零头，由此他认为，所谓环境危机是一种阴谋炒作。可是，他想不到，生物排放与生物吸收在千百万年来基本上是平衡的，而工业排放却在一年年叠加，几十年累积就会成倍超过生物排放，累积上百年之后这个体系不会崩溃吗？现有的技术，包括可预见的技术，都无法根本解决能源的需要，即使所有土地的种植都转换为可利用的生物能源，也不能代替化石能源的消耗，核裂变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除非核聚变能够利用，可这是谁也没有把握的事。

我感觉，您的人格、情感基本上形成于毛的时代，但您的思维方式，基本是现代的经济理性，不知道这个判断是否准确。

您以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待毛时代的经济问题，统购统销和集体化虽然保障了当时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挫伤了农业，这很给我很大启发。但是，似乎也要看到小农社会要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全面的社会改造，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政府的大力干预是很难的。传统的小资产要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在外部，作为后起者要跻身国际市场的竞争，没有国家后盾更加困难，在内部，要建立契约化法制化的秩序，形成理性而互信的文化，也需要经历漫长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的建构过程。俄国、日本、印度在工业起步时都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作用，后来才逐步私有化。政府权力一旦形成政治权贵阶级，会构成社会的反动势力。但无序的市场竞争，在初级阶段是高成本、低效率的，而形成垄断之后，同样会形成阻碍进一步发展的经济权贵阶级，财阀集团。如果现在让重庆市民选市长，那么很有可能仍然是薄胜选，这表明现代社会本身是矛盾的。因此，我不太相信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或者社群主义的终极出路。

祝您新春愉快！

（二）梁中堂致Y先生

Y先生，您的邮件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因为我正在忙于另外的事情，无法展开一一回应您，只是简单地说几句。

首先是您的个人问题。我觉得虽然您的年龄稍大一些，但您的太太的年龄还不很大，不应着急生育第二个孩子。现行的制度本来就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找别扭的社会，人们生活中的不应该有的麻烦本来就够多的了，如果再走一条与现行的政策相对立的路子，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应该由我们来做的事情很多，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处理这些麻烦。所以，我觉得等一等还来得及。

其次是您所说的人口问题。我觉得人口在近代得到明显的增长是和工业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人类在其进步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自身的增长。——虽然我不好说这种现象是不是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相反的情况即越来越多的人是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于根本不愿意生孩子的人也越来越多。——至少，在我们可以回顾的历史中，人类开始学会了种植即原始农业开始就曾有过一次人口的巨大增长，如果愿意，您也可以说那是一次人口大爆炸。因为与先期的人口数量来说，有了种植业以后，人口增长翻了若干倍。因为那次的人口增长，就有了人口的重新分布，也就有了原始人类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战争。几千年来，这样的战争从未间断过。而人类的文明也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人类文明史演绎了至少5000年，只是到了200多年前英国出现了一位马尔萨斯天才以后，才将几千年人们习以为常的人口增长和战争连接成为一个方程式。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个东西本来是、现在依然是没有任何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的。包括您所说的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内，都与人口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战争，其实是人类成长过程但还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中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方式。人类从动物界走过来，曾经也是一种野兽，在其初期的阶段上处理许多问题就都还只能用野兽的办法。除此之外，它还不会其他的方法。100年前爆发世界大战时全世界多少人口？才10多亿。现在多少？60多亿。如果是人口引起战争，现在为什么没有爆发世界大战？打架，战争，都是一定阶段上的人类解决自身问题的基本方法。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成熟，逐步摸索出更为理性的办法协调相互关系。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世界贸易规则，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国际公约，都是相对成熟阶段的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把人口当作战争的原因，既无法解释历史真相，也无法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任何帮助。

您还提到发展问题。人类目前处在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工业制造的过渡和发展阶段。虽然发达国家似乎走过了头，不少的国家已经在说“工业后”或者“后工业社会”。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说，显然距离那样的程度还很远。特别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完成过渡，这是人类的大多数。那么，就不能说人类历史已经越过了工业化时期。即使这样，一个国家也没有必要把工业化或者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要全民族牺牲自己当前的生活去实现它。每个人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人世间，他应该享受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其实，如果把现代的工业化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也就是一个很短的阶段。人类在每个阶段上都应该度过自己的幸福人生；人类在每个阶段上也都能利用已有的成就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政府没有必要把人民驱赶在为争取什么目标的征途上而牺牲他们的生活。发展中国家像发达国家那样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实现了工业化以后会更强大、生活水平也必定会比现在更高、更好，但是，那样的社会人民所感受到的却未必就一定会比现在较低阶段上更幸福。更何况，征途上的人们和达到目标的人们就不可能是一批人。用牺牲一代或几代人去争取的发展，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一直是在发展中享受自己拥有的幸福人生的。把发展和现实的生活割裂开来，本来就是政治家们绑架了人民，通过牺牲人民的生活来满足他们少数精英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您所说的工业污染问题也不能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十分清楚，它直接的原因是生产的结果。污染是工业发展的副产物，如同人体活力产生粪便一样。即使从中国现实来说，中国人即使很多，但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标准而过上工业化生活的人连百分之二十都不到。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基本上还过着工业化前的生活，说他们造成污染岂不是与伊索寓言中站在河流上游的狼指责下游的小羊弄脏了它的上游的水一样欺负人？相反，发达国家也曾有过污染而到现在却没有污染，那怎能说是人口的原因？所以，与其说我们污染和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是人口因素，不如说是发展不足。人类总是处在摸索和发展的路子上，人类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也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就向前跨越了一步。现在发达国家解决了的问题，甚至于包括他们转嫁过来的问题，都是需要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来解决的。混淆问题的性质，把这些问题转嫁到人口方面，都是于事无补的。发展，才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许许多多问题的根本办法。当人们用新的技术实行生产的时候，当人们寻找到更好的能源的时候，现在发生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但是，更高阶段上还会发现和产生新的问题，那时的人们又需要正确面对他们的问题，以便把社会再推向前进。

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跟着前苏联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列宁和他的社会民主党伙伴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资产阶级带头革封建统治阶级的命，扩大民主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但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掌握政权以后却要运用手中的政权跳过民主革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为了实现领袖人物脑袋里的社会主义，不惜运用恐怖手段镇压反对派和剥夺人民的自由。这是一段弯路和悲剧。所以，不是您说的经验。相反，我觉得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跟着苏联而另外走的一种比较接近自然发展的路子才是对的。现在，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表达权的制度下面，另外，更是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披露制度，所以，您说的投票的可能结果都是被人误导了的，从而不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如果在自由表达的情况下，可能您说的那个人和他的党派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姚先生，如果人们在自然领域的认识都是相对的话，那么，社会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在人类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情况下，一切问题的本质都是利益问题，从而对它的认识和解释就都具有了党派性。这些问题无所谓科学与合理，就看它的评判标准、出发点和立场，这个理论维护哪些人的利益、对谁有利，以及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未来？历史是由人来推动的，人类应该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被通常的人们理解的所谓人性。所以，人性在那里决定人类的选择。 因为人性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事物上的表现会不相同，以至我们还不可能有一个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它。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它，但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会出现并产生一个选择，从而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的阶段。就这点来说，人类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也是从这点来说，理论应该有一个科学和判断其是否正确的标准，那就是要看它是否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推动以至于有利于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而这一学说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人民性。无论什么理论，反对、伤害、指责和歧视人民大众，肯定是有问题的。马尔萨斯主义把统治者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到最穷苦的人民身上，恰好这些人处于最无权势的境地中，却还要承担发展缓慢的责任，这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上帝都不会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