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造血案进行极端维权到底为什么

湖南男子曹再发因不满家乡拆迁问题，于1月12日抵达广州，扬言要在广州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目前，曹再发已向广州警方自首。

　　悲剧没有发生，或许可以略表庆幸。但是，对这起试图制造血案来维权的事件，警示和反思，不应停止。

　　首先还是要强烈谴责曹再发。不论他经历过怎样的权力欺压，也不论他遭遇过怎样的权利不公，试图将屠刀指向校园里无辜的师生，甚至杀小孩，这都是无耻和残忍的。事实上，他也不是只生恶念，而是屠刀已备，可谓一触即发。曹再发说，“这是不道德的，我也不该做”。但这种行为，哪里只是不道德，而是没有人性，是严重违法行为。

　　当然，看待这起事件，更多还是应该抛开对曹再发这个可恨可鄙又可怜之人的个体批评，来反思这背后的社会生态与维权困境。

　　现在一些公民维权思维，已经掉进一种怪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一些公共事件，甚至是很多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原本都是由一些利益分歧并不太大，矛盾碰撞也并不激烈的具体事件发酵起来的。形成这种发酵效应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基层民主和法治的双重失灵。

　　当官不为民做主，老百姓当然就要遭殃。在现实政治生态下，基层民主化质量欠缺，有一些地方权力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利用手中的话语权，以权力野蛮来伤害公民权利，干预法律公正，使公民维权失去应有的正义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当遭受掠夺和伤害的人们寻找不到有效维权路径，自然容易失去理性，以过激行为引起社会关注，从而得到更大权力的干预，来解决问题。

　　比如，曹再发不满拆迁赔偿，结果不仅是房屋遭遇强拆，自己还被绑架关押。现实遭遇让他对地方权力和法治严重不信任，最后才想到广州制造血案报复社会来进行释放。这种反社会人格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而在“刚性维稳”公共管理思维下，曹再发问题容易得到更多的权力重视。问题是，这种极端维权并不是基于权力与法治的秩序重建，就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这种社会矛盾。

　　如果不能彻底祛除这种让公民支付违法代价进行维权的社会根源，谁也不敢想象，下一次的指向无辜者的屠刀会不会见血。对于这种个体报复社会的可怕性，于建嵘曾用“原子化的反抗”来形容，认为这种行为比群体的反抗更危险，而且防不胜防。现在，曹再发欲造血案维权，足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警示，来驱动对权力进行约束，来重建对法治的信仰，从根本上实现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以秩序公正与程序正义，来帮助公民实现正当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