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何以生？

改革“红利”何以生？

——改革“近史”感悟（之一）

赵 伟（浙江大学）

 近期随着经济减速，中外财经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淡者似乎在增加。有一种渐强的预测是，中国经济正在陷入长期低迷状态；有一种分析认为，投资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迅速下降，加上劳动力供给和环境约束的强化，经济已经在告别往昔的高增长。更有预言家放话，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地方债的集中爆发，中国经济将可能崩溃。左的激进论者一概把这归入“唱衰论”，但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我以为中国经济的确在走入一个麻烦丛生的区间，除了个别站在中国竞争对手一边的帮腔者而外，多数经济学人似乎无意唱衰。其中有些用了过时的理论得出错误的结论，有些系在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的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试图以振聋发聩的话语，激励决策者早下决心，推出有点儿胆识的改革方案，把中国经济引出正在遭遇的险滩。

借着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有两层：一层是，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依然很大，也不乏潜在的动因。另一层是，要把这种潜在空间与动因变为现实，关键得看政府改革力度。前一层无须多说，只看两个数据就行了：一个是，中国现时人均国民收入仅及美国的1/8或韩国的大约1/4，不说赶上美国，单是赶上韩国现在的水平（2.4万美元），至少得把年增长率保持在8%，花费20年时间！其二，中国13亿人口意味着近4个美国或10个日本的消费者，进而意味着今后即便中国出口不怎么增长，单是内需就可创造全球最大的市场，单靠国内需求，就可将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后一层无须过多论证，略微看看过往中国经济突破一次次困局的“简史”，就能得到足够的现实启示。

过往中国经济也是在闯过一个个难关险滩，经历了多个巨大风险才走过来的。其中远的不说，单从1990年代初期到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的经历就颇具启示意义。这期间大的风险就不下三次：

第一次是两位数的严重通货膨胀。相信许多人记忆犹新，1992年到1996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曾经创下接近25%的历史记录，银行利率一度提高到14%，外加两位数的“保值”利息。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外贸一度赤字连连，国内储蓄减少，遭遇了实实在在的“两缺口”困局，即外汇与进口需求之间的缺口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

第二次是所谓“三角债”困局。发生在1997到2002年之间。“三角债”实际上是经济度过“短缺”之后遭遇的第一次“过剩”的表现，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产品由不愁卖转入严重积压，陷入多重债务链条之中，结果是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

第三次是加入WTO与履约开放市场冲击。自2001年末开始，到2005年告一段落。曾经有人预言，加入WTO和全面开放市场，将陷中国许多产业于“狼来了”的严重困境，汽车业和农业将遭受巨大损失。然而事后看来，这些都成了危言耸听！

回头来看，化解这三次大风险的最有力武器只有一招，这便是经济体制改革：“抢购风”与高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当年大力度工业企业改革的一种即时反应，是改革的“阵痛”；“三角债”与通货紧缩的化解也靠了体制改革，最有效的一招无疑是政企分开和对公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加入WTO履行承诺则促成了一次大力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企业制度方面最有意义的改革，无疑是给予体制内外企业一视同仁的市场待遇。政府改革方面最有力度的举措，要数按照WTO“透明度”规则废除大量“红头文件”，大幅度弱化了审批制。所有这一切，外加结束福利分房的住房制度改革，无疑构成那之后长达十年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因。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恰是这几招改革创造的“红利”，构成了“前金融危机”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因。别的不说，单是停止福利分房一招所促成的房地产业崛起，就给差不多所有地区的经济和财政增长，创造了数十万亿元的直接红利！

比照“前金融危机”18年间中国经济经历来审视目前经济困局，不难感悟到的是，困局形成的一大原因，显系截止入世过渡期十余年间“改革红利”的耗竭，而新改革未能接上。金融危机原本给了中国加速改革的极佳机会，然而给偏好投资的刺激政策延宕了。面对外部汹涌的金融海啸，决策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化解风险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促生产方式由粗放而集约的转变，而是大力度刺激，结果延宕了改革不说，还促成了又一次粗放。

客观地来看，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虽然远超2008年，但比起入世履约前10年间的风险来并不算太大，加快改革所要冒的风险远比那时要小，这意味着，只要决策层具有足够的胆识，快点推出有足够力度的改革举措，就有通过改革创造出新的“红利”。如此一来不仅可像当年那样化解时下的经济风险，而且还可能把中国经济引入又一个较长的增长周期的。

（2013-5-14草于杭州，31日改于北京清华讲学中）

部分载《浙江经济》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