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33 为今日一哭而记

早上得知新京报主编戴老师以辞职抗议刊登某报评论的消息，看着昨夜同行们聚在办公室里一起捍卫这份职业的照片，很窝囊地哭了一路。南北两报，前路未卜，这份职业还能坚持多久？
和新京报同行有过两次合作，一次是和崔木杨作蓬莱19-3号平台溢油一事，一次是和孟祥超作河南丙肝疫情的报道。
2011年7月初，蓬莱19-3油田漏油造成渤海大面积被污染，然而事发之时中海油、康菲公司和国家海洋局并未及时对外纰漏信息，即便在海洋局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后，事情仍有疑点。
7月9日，崔牧杨、北青报的一位同行和我三个人租船来到蓬莱19-3号平台附近，亲眼所见证实现场情况远非官方及两家公司对外披露的情况，我们三个人如实写了报道、配以现场图片刊发，两天之后，国家海洋局转变态度，不再为两家公司遮掩。
那次采访的危险，我并未对其他人说过。我们租的船是一艘按照规定只能在海岸线20海里范围内使用的快艇，而我们要去的则是两百多海里之外的深海区，深海没有手机信号，这艘快艇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仅有GPS导航仪，救生衣是最简单的，船长年纪很轻，好像是因为欠了什么钱才同意载我们去，他从没去过那片海域。去的时候还好，从平台回岛上的水路正好要经过一条海上的“公路”，“公路”会驶过很多油轮，快艇没有信号灯也没有照明设备，四个人只能睁大眼睛。
脚踏上岛的时候，身体还在发抖，7月的深海，温度和陆地相差十几度，每个人都庆幸没有发生意外。
2011年12月底，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暴发丙肝疫情，安徽阜阳疾控将丙肝暴发的原因指向河南永城的一家私人诊所，河南官方始终没有回应。我赶到河南的这家诊所采访村医，一个看上去像老知识分子一样的人，他否认了全部的指责和质疑。采访时，我遇到了新京报的记者孟祥超，他当时已经去过安徽的几个村子，作了大量采访，他不相信村医的说法，这给我提供了帮助。
之后我赶到安徽，在村子和医院的采访中，看到了很多三岁不到的孩子都感染了丙肝，在母亲非丙肝患者的前提下，这些孩子染病的可能只有一个，针头感染，这证明村医在说谎。
但是除了双方各自的说法、感人的故事、理想的分析以外，我需要证据证明事实就是这样，需要证据告诉读者明确的数字到底有多少人染病，需要证据证明官方知道疫情的发生却没有作为。
我注意到很多孩子的检测报告都来自南京某检测机构的，致电这家机构的实验室人员，为难之后是拒绝，致电南京某医院院长请求帮忙，接电话的助理颇为为难，我在电话里哭着和她说，请你帮帮忙，你是作医生的，知道感染丙肝对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
官方涉嫌瞒报的证据，来得颇为曲折。在采访当地疾控中心被拒的情况下，我走到疾控中心的会议室发现曾经召开过紧急会议，沿着走廊一直走到那座办公楼的二层天台，天台上有两个黑色的垃圾袋。我翻着垃圾，看到了几张碎纸，就装到包里。
晚上回到宾馆一筹莫展时，想起了这些碎纸，拼了几张发现是当地疾控部门记录连续九个月以来的丙肝发病情况。但是碎纸不全，一共五页，撕的人将这些纸片叠在一起撕。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潜入到当地疾控中心，半夜拉着两个很大的垃圾袋，打车拖回宾馆房间，将所有垃圾倒在地面上，一个一个碎纸拼出来。之后，再将剩下的垃圾装回垃圾袋，打车拖回疾控中心，原地放好。
这样才写出了一个指出当地政府涉嫌瞒报的报道。当地政府找到我所在的媒体要求删稿，当然是不删的。
几位丙肝患者正在住院治疗，采访过程中，当地卫生局的人出面阻拦不能继续采访，不允许我在医院病房采访，我将几个患者带回所在的宾馆房间，一个很壮的男人追上我们，我回头望着他，如果再靠近一步，我就会动手。
丙肝疫情一事，最终以河南当地卫生局相关负责人问责收尾。全部采访经过，我只和父母说过，还和前男友炫耀过。我觉得，每个职业都有必须付出的辛苦，既然你选择了，就要有勇气承担。
很多和我一样作记者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很孩子气的想法，我们相信，好内容能够让人和社会慢慢变好，我们相信这样做有意义。
但是，今天，发生在新京报的事情、发生在南方周末的事情，让我觉得，以后，这份美好可能会越来越渺茫。我哭，只是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