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创新推进模式

　　新型城镇化，顾名思义，是“深度”城镇化而非“广度”城镇化，是“质量”城镇化而非“规模”城镇化。

　　新年伊始，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似乎也更加清晰。据报道，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基本定稿，并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与此同时，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了2011年底的近7亿，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增长1个百分点。

　　城镇化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弊端也随之出现。大量的生产要素和资本向城市集中，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至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3.33∶1，之后差距虽有所收敛，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3.13∶1。

　　从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两个视角探究过去30年传统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上述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

　　这种推进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与此同时，政府获得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并以此撬动大规模的投资活动，激发了强制拆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

　　因此，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已经不再适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是我国经济结构矛盾加剧，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必然逻辑结果。新型城镇化，顾名思义，是“深度”城镇化而非“广度”城镇化，是“质量”城镇化而非“规模”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再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和圈地运动，而理应是一条既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又能够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融资模式为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融资模式与经济转型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我国城镇化融资缺口较大，财政税收难以满足，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地方投融资平台不规范且债务风险较大。新时期我国城镇化融资亟待打破商业银行、地方政府与监管层三者的复杂博弈怪圈，在做好税收、土地和投融资平台等传统模式的同时，稳妥扩大地方债，加快构建公私合营等新模式，做到融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模式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