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标准之争 看经济学的“道”与“器”

　　是通过扩张赤字、刺激增长，在增长中减少债务？还是实行紧缩、控制债务，在财政可持续性下实现经济增长？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每一次衰退时西方国家都要面临的艰难选择。它每次都会引起激烈的政治斗争，不仅议会里为此争吵个没完，学者们也深度卷入辩论。这种辩论带有浓重意识形态和党争色彩，站在前一阵营的是凯恩斯主义者和左翼政党，站在后一阵营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和右翼政党。

　　近期，西方主流媒体大幅报道了一篇论文引发的争议。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发表了一篇名为《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的论文，该文研究44个国家200年来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一旦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超过90%，该国经济将陷入负增长。显然，这是一个对紧缩派有利，而对扩张派不利的学术结论，但离奇的是，其他三位经济学家仔细校验论文后发现，该文在运算数据时存在错误，经改正后，债务率超过90%的结果并不是特别严重。这一发现引起轩然大波，而原作者也承认了这个错误，但争论并没有结束。

　　经济学的魅力之一，在于它“道”“器”兼备的厚度。道者，理念、信仰也；器者，工具、方法也。从道的层面上看，经济学上接政治哲学，甚至进入信仰层面。在古典时代，道之争围绕什么是财富，是自由贸易还是管制贸易等问题展开，到了20世纪，“道”之争大多围绕政府角色问题展开。从器的层面看，自从19世纪末物理学思维和数学方法侵入经济学，其分析工具、分析方法得到极大改进，经济学越来越像一门科学。运用日益精密的分析工具，它可以为宏观决策、行业分析和企业管理提供许多可实际操作的建议。

　　上可论“道”下可运“器”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成为大师。凯恩斯派大战古典派，就是靠边际消费递减、资本效率递减、工资刚性、乘数等基本概念以及IS-LM模型才一度获得大胜。单纯鼓吹政府干预，吹破嗓子，拼命地干嚎也没有用，必须要在“器”的层面上有突破。只有通过新分析工具、新分析方法展示出强大的逻辑力量，才能建功立业。对实证方法的极端强调，是西方学术的优良传统。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明和日益完善，学术争鸣日益严谨，到了今天，在严肃的学术界，观点是最不值钱的，数据、方法才说明一切，特别是数据最显重要，没有数据连参与争鸣的资格也没有。

　　但是，这种学术发展趋势暗藏着两大危险。一是容易陷入“器”所给予的虚假安全感之中。现代计量经济学之发达，其专业程度之深，已让人目瞪口呆，其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大样本研究，寻找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从中得出某些政策结论。但是，相关性并非因果逻辑关系，虽然现在已经发明了诸多验证因果关系的方法，但客观地说，这些方法远远称不上完美。过于相信计量分析的结果，始终有一定危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大样本研究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方法，而此过程中很可能舍弃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果迷醉于计量方法形式上的巨大魅力，看不到其中暗含的缺陷，就容易被数据所带来的虚假安全感所欺骗。

　　二是这种学术范式避免不了“道”在先，选择性运用数据和方法的危险。主题先行、结论先行是不对的，但很难避免，人们往往在研究之前就有了价值判断。信奉赤字财政的人和信奉财政平衡的人，要想在研究中完全不受“道”的影响，完全客观地使用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90%标准来说，原论文的数据错误到底是无心之错，还是潜意识中的有心之错，恐怕无法分清楚。而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原文数据无误，也很难说明是因为过高的债务导致增长放慢，还是经济放慢导致债务升高，也就是说，高债务和慢增长之间谁为因、谁为果，实在难以验证。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能确定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它能成为紧缩派和反紧缩派政策主张的依据吗？对此我表示怀疑。

　　反紧缩派的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为了论证债务不影响经济增长，举反例说，19世纪上半期债务利息支出几乎占到英国全部公共支出的一半，但英国后来却迎来了大增长。但是，这些反证能成为支持继续扩大赤字的强有力依据吗？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说到底，有些经济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恒定的关系，这决定了大样本计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因为大样本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舍弃个案情况，而依赖于抽象方法。同样，用反证来证明债务不影响增长，也很容易被相反的个案所驳倒。在很多时候，因为经济变量之间没有恒定关系，使用大样本计量方法和反例法都应该十分谨慎。

　　是的，除了英国19世纪高债务未影响其后经济增长外，二战时积累下的巨额债务也没有妨碍美国黄金增长期的到来，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使得债务被轻易消化。但是，在这些债务产生的时候，有谁能预测到产业革命不久就会发生呢？如果能预知生产力革命发生或其它推动经济大增长的因素，那么我认为，现在关于高债务的一切争论都应该停止，放心去刺激吧，高债务未来一定可以轻易消化！

　　债务是典型跨时决策问题。如果一个人收入预期很好，负债就可以平滑收入和消费，改善生活，如果预期不佳，则真有可能会陷入破产境地。宏观层面也如此。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很大，那么债务高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当这些债务是运用于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情况下，负债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一国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不支持未来出现理想的增长率，那么高负债就可能拖垮一个国家。我认为，今天欧洲和日本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经济政策辩论中，大多会牵涉到学术争论。经济学“道”的存在又容易使人观念先行，“器”的不当使用又可能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对此，除了继续在现有范式内进行开放式的辩论外，还要对这种辩论本身保持一定的怀疑。很多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看上去老套的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