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大换班

　　很多央行要么正在进行领导交接，要么即将进行领导交接，很多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负有部分责任之人将毁誉参半地离开岗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他们的评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继者的行为。

　　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对监管放松感恩戴德，这使得他们在危机前攫取了丰厚利润；他们也感谢慷慨的援助，这使他们能够进行资本重组——而且还能收获大笔奖金 ——尽管他们几乎摧毁了全球经济。诚然，宽松的资金的确有助于重振股价，但也吹起了新的资产泡沫。

　　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的GDP仍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在美国 ，尽管GDP有所增长，但大部分公民境况比危机前更差了，因为危机后的收入增长几乎全部落入了最顶层人士的腰包。

　　简言之，许多危机前辉煌年代在任的央行行长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他们过度地相信自由放任市场，以至于对包括掠夺性贷款在内的明目张胆的不当行为置若罔闻，还否认显而易见的泡沫。央行行长们一根筋地关注价格稳定，尽管与他们所放任甚至鼓励的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比起来，略高的通胀带来的成本不值一提。他们缺少对证券化风险的理解，更广泛地说，他们没有关注杠杆和影子银行系统，这让世界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然，并非所有央行行长都应该受到指责。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印度和土耳其避免了金融危机，这不是偶然，它们的央行行长从自身和他人经验中认识到，自由放任市场并非总是有效或可以自我监管的。

　　比如，1997~1998年东亚危机期间，当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支持采取资本管制时，这项政策遭到了哂笑，但此后前述行长得到了平反。马来西亚衰退时间更短，以更轻的债务负担走出了危机。甚至IMF如今也承认资本管制可能是有用的，特别是在危机时期。

　　这一教训显然事关世界上权力最大的货币当局——美联储董事会主席伯南克的继任者之争。

　　美联储有两大职责：旨在确保全面就业、产出增长以及价格和金融稳定的宏观层面监管；以金融市场为目标的微观层面监管。这两者相辅相成：微观层面监管影响信用的供给和配置——而这是宏观经济活动的关键决定因素。美联储没能充分履行宏观层面监管的职责，这是它没能实现宏观层面目标的重要原因。

　　任何严肃的美联储主席候选者都应该理解良好监管的重要性以及让美国银行系统回归信用提供者身份的必要性，特别是充当普通美国人和中小企业信用提供者(即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群体).

　　合理的经济判断和裁量也是必要的，因为美联储需要掂量替代政策的风险，而金融市场也可能因宽松的货币环境而掀起波澜。(因此，美国不能让过度支持金融部门、不愿意对之进行监管的人担任美联储主席。)

　　对于通胀和失业的相对重要性，不同官员之间必然存在着分歧，因此，成功的美联储主席还必须能够很好地与意见相左的人共事。但美联储的下一任领导人应该致力于确保美国失业率回落到现有的不可接受的高水平之下；高达7%甚至6%的失业率不应该是“难免”的。

　　有人指出，美国最需要的是有第一手危机“经验”的央行行长。但重要的不是危机期间“在现场”，而是显示出管理危机的良好判断。

　　负责管理东亚危机的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现一团糟，让经济走弱演化为衰退，衰退又演化为萧条。因此，你也无法相信负责管理2008年危机的官员能创造出稳健、包容的复苏。按揭证券化的失败、重振中小企业信用的失败，以及银行援助的处置不当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随着经济滑向自由落体，产出和失业预测也是漏洞百出。

　　对管理危机的央行行长来说，更重要的是致力于降低爆发新危机可能性的措施。相反，自由放任方法只能让新危机变得不可避免。

　　继任伯南克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是美联储副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她也是我在耶鲁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她是个绝顶聪明的经济学家，有出色的促成不同意见达成一致的能力，并且其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以及美联储副主席的经历证明了她的魄力。

　　耶伦不仅理解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也理解劳动力市场——在失业和工资增长停滞成为主要担忧的时期，这是至关重要的。(她作为合著者之一的一篇经典论文在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我的博士生的必读论文。)

　　经济复苏依然脆弱，政策需要持续性——另外，人们对于美联储领导力的信心和基于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全球合作的信心需要重塑——耶伦的坚定正是美国决策者所需要的品质。总统奥巴马将在美国参议院的“建议和首肯”下任命高级官员。大约三分之一的民主党参议员一再写信给奥巴马支持耶伦。他应该遵循他们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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