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改革关键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已成为当今中国最能引发共鸣的词汇之一。自2012年底中国领导层换届以来，重启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以此缓和日趋危险的社会矛盾，已成社会共识。但是多个领域的改革僵局表明，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

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人们寄予厚望，被视作重启中国改革的新的重要节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是最后的改革窗口，将关系到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我们必须有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必须要有实质性的改革。”

作为一名学家，近年来刘胜军的研究视野聚焦于改革，他拥有31万粉丝的微博，也将“改革”作为名字的一部分。那么，在他看来，中国改革该如何推进？

财新记者：你的微博名为“刘胜军改革”，你的新书《下一个十年》的副题为“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你为什么如此专注于改革？

刘胜军：过去十年是改革失去的十年，直接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迅速积累。尽管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高举改革大旗，但考虑到如今利益集团之强大、意识形态障碍之阻力，没有丝毫理由乐观。改革口号化、空洞化已是既成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是最后的改革窗口，将关系到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我们必须有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而且要实质性的改革，不能再继续忽悠式的改革。

但谈到改革，就会涉及体制问题。于是很多学者、企业家就明哲保身地选择了“闭嘴”。这样的犬儒主义是改革最大的敌人。改革固然取决于政治家的选择，但政治家的选择并不是事先预置的，它受到各种力量博弈的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到改革中来，改革的正能量就会压倒负能量，改革就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财新记者：当下中国的情势，有人呼唤“重启改革”，也有人推崇“中国模式”。而你为何会发出“不改革不行了”

的疾呼？在此方面，社会上有哪些改革的迷思？

刘胜军：说“改革已死”，是因为制订改革方案的是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又是被改革的对象。这的确是一个悖论。所以我们看到温州金融改革、“36条”、“新36条”等改革努力最终都难脱失败的命运。

那些推崇中国模式的人，其实是用中国模式来误导民众，掩盖他们维护特权的真实意图。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政府的作用充其量是次要因素。政府投入基础设施等强势做法，的确对经济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和印度相比。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推动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力量，特别是民企的崛起、市场体系的搭建、加入WTO等等。如果说，强势政府过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话，那么现在强势政府已经成为未来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

当前我们要警惕这样一些改革的迷思：1、强势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2、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消费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都是经济增长动力，两者应该保持合适的比例，过度投资将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3、国企利润丰厚，没有必要改革（国企高利润主要来自垄断）。

财新记者：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摸着石头前行，时至今日，新的改革突破点在哪里？

刘胜军：所谓改革深水区，指的是官僚集团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中国目前经济问题之核心症结就在于“政府的越位和缺位”，所以改革的突破口就是要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危害甚大，应该通过财政民主等方式予以约束和规范。政府应该从经济建设职能转向公共服务职能，这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没有得到执行而已。

财新记者：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改革意愿如何评判？改革方案如何落地？

刘胜军：自习近平、李克强上任以来，从他们的言行来看，他们确实有强烈的改革紧迫感和责任感。但知易行难，遇到困难和阻力后，能否有足够的智慧、领导力和意志力去克服，我们还需要观察。改革方案落地的关键是政治家要有改革诚意，是真的要搞改革，而不是“空谈误国”。其次，改革领导力非常重要，政治家要像企业家考核下属一样对待官员，建立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避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最后，要善于把人民的改革诉求转化为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扩大舆论监督和言论空间，倒逼改革。

财新记者：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你有哪些期许与建言？

刘胜军：中国能否顺利重启改革，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二是方案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虽然第二点难度更大，但第一点显然是推进实质性改革的必要条件。

从当前的社会矛盾与挑战、体制性因素出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首先应该是全方面的改革。因为局部的改革既难以单兵突进，也不足于唤起公众对改革的信心。为此，建议考虑下列改革任务：（1）打破央企垄断；（2）国企的“政企分开”；（3）户籍制度改革；（4）做实个人社保账户；（5）减税；（6）财政民主；（7）做实人大权力；（8）利率市场化；（9）允许民资开办银行；（10）逐步压缩发改委权力并最终撤销发改委；（11）实现IPO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12）环境保护；（13）食品安全；（14）反腐；（15）央行独立于行政部门，从体制上遏制货币超发；（16）司法独立。

上述系列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制订振奋人心的改革方案，既取决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历史责任感，也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各界社会精英都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讨论，为之呼吁，发出改革的“正能量”。同时，方案的制订过程应扩大社会参与面，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会都是可行且必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