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席亚行行长竞选是“系统失误”

杨燕青

打开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的官方网站，满目已是其新任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那低调、谨严而深思状的标志性表情——在正式获得亚行理事会任命一周后，这位亚行新掌门、日本前副财长中尾武彦将于本周末在印度新德里的亚行年会上亮相。在获得任命前，他是唯一一位候选人。

这是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财政部的欢欣一刻；尽管不少国际和国内的观察家对中国未能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扼腕惋惜，这却未必是中国政府的沮丧一刻，因为，在一些中国决策者看来，这个职位不需耗费我们太多思量。然而，没有派出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必要这么做，确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按照“中国惯性”出牌的典型性“系统失误”。

国际博弈

这是一个全球国家间前所未有地被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纽带捆绑在一起的时代，在全球平台上善用资源，通过博弈和斡旋来维护本国利益，进而增进全球福祉，已经成为一国决策的必选项，而非可选项，小国如此，大国更甚。

一项研究显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危机后，外部因素所引起的GDP波动是危机前的数倍。也就是说，危机前，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足以驾驭自己的经济全局；而危机后，无论你是否愿意，外部的变动和冲击都足以影响一国的经济全局。中国在危机后经历的持续经济下行足以说明这一点。

作为一个“地理小国”、经济大国，日本胸怀全球决策的历史和习惯由来已久。不说远的，就说最近。记得去年4月，在IMF-世行春季年会期间，日本率先宣布，在IMF救助欧洲的增资计划中承诺出资600亿美元（这也是IMF增资计划中金额最大的承诺），由于美国明确表示不出资，中国当时采取了承诺“不缺席”但金额待定的策略，几个月后，中国宣布承诺出资430亿美元。

回头来看，中国的这一策略既不得分，也不失分。但日本愿承担全球责任的姿态显然更加得分。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毫无起色、而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背景下，日本的积极举动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时任日本财长安注淳（Jun Azumi）在年会期间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旨在扩大日本注资的全球影响。但欧美记者极少出席，占据了全场大多数的日本记者并不提问，结果是我和一位中国同行戏剧性地“垄断”了发布会的提问环节。

今年则形势大不同。在“安倍经济学”尤其是新任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推出巨额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加之中国经济下行和金融体系风险担忧加大，对于中国的国际气氛已大不如从前那样令人愉悦。相较之下，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似大有上升之势。

在今年的IMF-世行春季年会期间，日本新任财长麻生太郎（Taro Aso）在华盛顿的著名智库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作了一场主题演讲，详解“安倍经济学”的三把火箭筒（Bazooka）——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在演讲中，深谙西方社会心理的麻生太郎提出了“盟友经济学”，煽情地用地道英语总结说：“到最后，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民主经济体，日本则是第二，我们一起可为良多，只有天空才是我们的边界。”赢来满场掌声。我们几位中国记者面面相觑之余，也不得不暗暗佩服这位中国的强劲对手。

讲这两段故事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日本深知如何在全球平台上积极使用资源，获得空间和利益。西方主流对于日本巨额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持足以说明问题。亚行的案例亦是如此。如同世行之于美国、IMF之于欧洲，亚行对于日本而言，是全球地位的表征和实现途径之一。在IMF和世行掌门人的遴选备受诟病、新兴市场国家地位呈提高之势的背景下，亚行的情境应大体类同。

因此，日本上足了发条，准备全力应战来保住这一“历史遗产”。今年2月26日，早在黑田东彦离职亚行之前，麻生太郎就宣告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不得不举行多种形式的竞选活动，以确保日本取得亚行行长一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国家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中国当然也没有。事后，也许日本人会想：原来，这一次，是我们高估了对方。

中国惯性

如前所述，中国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已经高度紧密，不胸怀全球决策、斡旋和腾挪，不仅难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也难保中国经济全局的持续增长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全球经济金融平台和议题的决策，中国需要更加主动，而若要做到主动，则首先须在决策架构上站得更高，并打通各相关决策部门。

和世行类似，由于亚行项目多和财政补贴挂钩，因此，中国财政部是“默认负责部门”，中国在亚行派驻代表也均为财政部官员。据了解，在亚行行长竞选一事中，财政部的观点是明确反对派人参与竞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财政部系统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里有两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由于部门壁垒的原因，更因为没有更高级别的决策系统直接负责和参与这一决策过程，因此，即便其他部门有合适人选，也很难通过财政部系统获得推荐；其二，由于中国长期“重内不重外”的传统，在财政部和央行系统内，驻外官员回来后很难获得提升，这也导致了优秀人才大抵不愿被外派的格局。而在全球央行和财政部系统内，往往是各国派驻IMF和世行的部门级人员回国后提升为财政部副部长或央行副行长，这个级别的官员赴IMF或者世行担任副总裁或者副行长，回国后往往被提升为财政部部长或央行行长。

不难看出，若要在全球博弈中获得主动，建立更高层面的决策架构是当务之急。考虑到事关国际经济金融无小事，在现有架构下，中财办统一协调并建立更高级别的决策程序，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安排。

不愿拿出资源，是亚行案例中凸现的另一个中国“决策惯性”。在前文述及IMF增资案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总觉得只要拿出资源，就是坏事，就该说“不”。以亚行来说，美国和日本是并列第一大持股国，各占15.65%，而中国晚近加入，是亚行第三大股东，持股6.46%。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亚行最大的借贷国之一，2011年，中国累计接受亚行259.8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仅次于印度。

据了解，中国财政部的思路是，如若竞争行长一职，不仅需要重新考量目前中国从亚行获得的贷款，还须增加注资（大约20亿美元），因此，不应予以考虑。然而，国际上的行事规则是“give and take”，没有免费的午餐，获得更大话语权的另一面必定是拿出相当的资源。中国坐拥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具备付出一定资源的实力。同时，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认为中国应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观点也渐成全球主流。期望不付出资源，就可以获得在现有秩序中决策地位的提高，其实并不现实。

宁愿另起炉灶，在现有平台着力不足，也是亚行案例凸现的中国“决策惯性”。和对亚行的“掉以轻心”相比，中国财政部对“金砖银行”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似乎这样才可以避免和某个国家的“正面冲突”。其实，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耗时耗力，远非一日之功，金砖银行进展缓慢，完全在意料之中。因此，在既定架构下务实参与，恐怕是必然的选择。

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清迈多边协议（CMIM）下的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区域内经济监督机构）成立之初，在中国的斡旋下，中日出资金额持平，博弈体现为均衡态势，AMRO的首任总裁由中日共同担纲，中国人（国家外汇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出任第一年，余下两年则由日本人担当。

事实上，中国派出人选参与亚行行长竞争，即便未能最终获任，也绝非失败。正如世行来自新兴市场的候选人——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所言，落选并非失败，“我视之为一次胜利，因为我们终于能让整个世界都来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问题。”

思维决定战略，系统决定执行。中国缺席亚行行长竞争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契机，是时候来全面检视中国在全球财经金融平台上的战略制定和系统执行了。（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