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山寨思维

阿迪达斯状告阿迪王侵权案，最终取得和解。“阿迪王”中文商标和三角标LOGO被无偿转让给阿迪达斯，该中文商标及三角标LO-GO将不能再继续使用并出现在终端店面中。经过5年的漫漫“维权”，阿迪达斯争取到了看上去显而易见的权益。但与此同时，另一起更受关注的商标官司仍然没有结果。中国的乔丹体育与耐克旗下的乔丹品牌仍然对中国“乔丹”商标的合法性各执一词。中国“乔丹”辩解称，乔丹仅为姓，不构成我国法律下的姓名权客体，品牌取名中文“乔丹”本意为“南方之草木”。

有网友将中国乔丹的辩解称为“神解释”，翻译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睁着眼说瞎话。这种解释对于客观事实和消费者的智商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乔丹”一词所隐含的知识产权和商业价值并非面目模糊，对于体育行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了然于心。一家中国公司能有底气堂而皇之地提出如此欺心之谈，这与长久以来中国对于山寨文化过度的纵容不无关系。

或许是由于主流文化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和说服力，山寨文化在中国变得市场广阔。很多观点和行为都试图在山寨的旗帜下谋求自己的合法性，可以说，从文化层面到商业层面，山寨一词的语境以及它所代表的力量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我们首先要厘清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山寨”和作为商业现象的“山寨”并非一个概念。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反讽甚至对抗，是草根阶层对于主流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这种文化的出现具有其社会学背景和时代意义；而作为商业现象的山寨则是以极低成本模仿主流品牌的LO-GO、产品设计，通过所谓“借势”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商业利益——就像阿迪王和中国乔丹所做的那样。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山寨的性质被混为一谈了。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让“山寨”成为民众发泄情绪、表达观点的主要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山寨的存在为社会提供了润滑和缓冲地带。然而，很多中国的公司也发现了其中商机，他们发现，借助山寨的掩护，可以巧妙地规避道德和法律风险，让自己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很多山寨品牌，不仅没有因为其无视知识产权的模仿行为受到非议、谴责和制裁，反而获得了广泛的同情，甚至有的企业借机把自己贴上“民族品牌”的标签，成为代表中国与外来商业势力对抗的“英雄”。

但这些动辄高悬“民族”大旗的山寨品牌，是否真的在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利益，这一点却颇为可疑。很多所谓的民族品牌，不过是裹挟了整个民族的声誉，为自己谋取利益。当一场不体面的官司过后，也许一些山寨品牌成为了法律上的胜利者，但它们已经在实质上透支了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信用账户，到头来所有中国人都要为这种透支买单。这笔账又有谁算过？这样的 “民族品牌”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一直声称要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家，让我们在国际上获得更好的商业环境，但如果我们的公司一直通过山寨的方式透支我们的信用账户，我们何时能获得我们想要的尊重？

还有很多山寨的同情论者认为，山寨也是一种好的商业模式，它能孕育创新和活力，但放眼望去，哪个山寨企业成了气候？他们真正的创新又在哪里？以手机为例，我们贡献了世界绝大多数的山寨机，但我们对这个行业贡献的创新却微乎其微，也因此，我们始终没有在这个领域诞生伟大的公司，而三星、苹果的地位变得愈发难以撼动。这个责任当然不能都算在山寨公司的头上，但它们无疑难辞其咎。当一个市场山寨成风，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一种被默许甚至被鼓励的行为时，这个市场是否获得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