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个人住房信息该怎么用

[导读]个人隐私与官员财产，虽然同装在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一个“篮子”里，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蛋”

几乎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官员财产公开”都会在众多热点提案中占据一席之地。今年概莫能外。因为两会前夕，一件“咄咄怪事”引发的舆论喧哗至今仍未平息。

在各地“房叔”、“房婶”、“房多多”屡遭“人肉”、频繁曝光之际，江苏、福建和广东等地一些城市出台新规，要求房管部门严控“以人查房”。 这些新规大都被冠之以“规范个人住房信息查询使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之类的冠冕，却留给公众意图保护“贪官”、欲盖弥彰的印象。 网民借助个人住房信息查询系统的技术力量，仅凭一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揪出一串龚爱爱式的“房多多”，但这种“胜利”很快被地方政府“新规”所屏蔽。

作为“十二五”规划立项的“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对于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意义重大。就理论层面而言，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有助于实现多重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比如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的精准度。在北京、杭州等一些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较为健全的城市，目前正在执行的多项房地产管理措施，均需仰仗个人住房信息系统。

此外，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一旦实现全国联网，还能对个人名下住房财产一览无余。但这一点却逐渐沦为贪官的噩梦——“房叔”、“房婶”的遭遇告诉他们，只要轻点几下鼠标，其命运轨迹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就文化传统而言，中国绝大部分居民都不希望自己的住房信息透明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是家庭的重要财产，大部分人认为这属于重要的私人信息，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很多人担心：个人住房信息如果使用、管理不当，很可能被当成私人信息公开买卖、成为不法分子违法犯罪的目标指示器。

正因如此，一直以来,住房信息查询对公民隐私保护都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明确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使用范围，制定专门的信息查询安全法规，以保证信息绝对安全，也有据可依。

但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个人隐私与官员财产，虽然同装在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一个“篮子”里，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蛋”。随着近年政府信息公开进程的加快，舆论越来越倾向于将官员的房产信息纳入事关公共利益的范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隐私。

2012年初，住建部曾将推动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作为一项年度任务提出，并计划当年6月底前完成。但时至今日，联网仍旧是一纸空文。实际上，近几年来，住建部一直在力推此事，但却一再受挫。

原因恐怕在于，一些地方官员对“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后要拿来干什么”心里没底。他们担心，一旦失去对这个系统的掌控，就可能令其变成对付自己的反腐“利器”。也正因如此，虽然这套系统的查询功能越来越强大，但却被一些地方政府用“新规”封锁进了保险箱。

由此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该由谁来用、怎么用？这显然是一个更值得研究的课题。

小康县缘何“返贫”

华北某小康县为获资助主动“返贫”

近期有报道称，华北某县在经过16年努力后，终于摘下了“小康县”的帽子， “成功返贫”。

对急于出政绩的一些地方领导来讲，对“贫困县”的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将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优势。于是，对“贫困县”头衔的追逐背后既充满经济动机，更充满政治动机。反过来，这也造就了追逐的烈度。

如果说各个县级政府是“贫困县”头衔和扶贫资金的追逐者，那么上级扶贫办和政府职能部门便是这个竞争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者。国家的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大都通过各级扶贫办和政府职能部门得以分配和实施，因而，这种追逐最后又演变为县级政府对各级扶贫办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关能力”的比拼。其中恐怕还涉及统计数据造假和信息瞒报。

在现有行政体制下，政策的实施细则往往由各职能部门制定。由此，各职能部门就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便成为各职能部门“寻租”和分配资源的基础。如果不对这种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监督，那么，诸如华北某县这样的争取“返贫”怪现象还会继续出现。

（作者闫健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人口红利的分量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

统计局新近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至2012年末，中国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第一次下降。

有观点认为，上述数据意味着，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口红利因素的拐点已经来临，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将会影响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其实隐含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定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一样是经济增长的简单要素投入；二是假定人均产出在拐点前后基本一致。

而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新理论，劳动力既包括“人”本身，还包括附着于“人”身上的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技能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投入的劳动力虽然少了，但人均产出可能会提高，从而总产出也可能会增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工业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量”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和一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只要产业适时转型，并能提供有利于人口流动、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则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基于转型和改革基础上的新型人口红利释放才更具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陈金保为媒体评论员）

构建教育慈善机制

中国大学学费1989年来增长了至少25倍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绿皮书介绍，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的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由此看来，减轻贫困大学生的学费负担，无疑是教育领域一项急务。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接在当前的学费基础上降低额度，并不现实。其一，当前的大学生教育成本并不低。据估计，大学生交的学费仅占总成本的25%左右，可降空间近乎于无。其二，普降学费会导致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情况。近些年农村大学生在大学生总人数中占的比例在下降，普降学费只会让富人变相享受到更多的福利。

解决方案之一是着力构建完善的教育慈善机制。通过制定详细的对应的优惠政策等，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教育体系的完善与提升。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弥补中国整体教育投入的不足，让更多高校拥有足够的资源去覆盖和照顾贫困学生。另一方面，促进社会资源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循环流动，实现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但前提是高校必须有透明的财务运作体系，能够让社会资本确信其投入能够产生预期的效益。这一点甚至比简单的教育慈善政策更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国高校才可以进一步学习国外高校的捐赠机制与针对各种类型学生的奖学金体系。

（作者李荣钰为媒体评论员）

(财经国家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