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最危险的沉默

[导读]中石油为代表的部分重点工业企业，恶性安全事故不断。号称与国际上最先进的安全理念接轨，在实践中却连最起码的事故调查和改进报告都不向公众披露，其安全管理的诚意令人生疑

今年6月，是中国极特殊的“国家安全生产月”。自6月10日起，全国公安机关和消防部门展开消防安全整顿和排查，排查将持续四个月之久。这场“运动式”整顿，起因于近期接连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

从5月底到6月初，黑龙江、辽宁、吉林、厦门相继发生重大火灾或爆炸事故。截至6月10日，德惠“6·3”火灾的遇难者人数上升到121人；福建省厦门市BRT事故死亡47人；大连石化“6·2”油罐爆炸死亡2人，此外还有杭州化工厂爆炸、武汉宾馆失火、浙江萧山工厂爆炸等事故。短短一周，170多人罹难，代价实在惨重。事故范围涉及农工商、航运公交水运，衣食住行，大江南北。

大部分安全事故发生后，地方主体均频频召开发布会，披露调查和救援进展。而大连石化“6·2”爆炸事故在简单通报后，真正原因和责任认定等问题依然是谜。媒体记者试图进一步采访，遭到不同程度阻挠。

上述事故中，大连石化火灾从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方面并不是最惨烈的。然而由于石化行业的固有特点，其蕴含的危险性远高于其他几起事故。更何况，这已经是四年内中石油大连所属企业第五次发生爆炸、火灾事故，前四次均被国务院安委办认定为责任事故，其中2010年的“7·16”输油管道爆炸漏油更被认定为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差点祸及整个大连，直接引发了大连市民群体散步事件。

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家企业，一再发生类似安全事故，问责和剖析安全漏洞是必须的。而“五连爆”事故主体责任企业——中石油集团，却至今对公众保持沉默。其中原因与教训，值得反思。

首先，单个安全事件或有偶发性，但一再重复发生事故，制度缺陷和安全漏洞必然存在。其制度缺陷在哪里？若用经济模型评价央企的行为，用社会管理模型评价地方政府和部委行为，其中的模型失效和职能错位令人吃惊。

为什么会如此？随着更复杂的利益纠缠，央企、地方政府和部委之间，一方面仍然有利益博弈，另一方面亦渐渐发展出某种利益“合谋”。这种“合谋”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利益的大小。

在大连石化安全事故中，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处置方式，便印证了这种“合谋”或多或少存在，而“合谋”的最终受害者，就是事故当事人和地方公众。

其次，安全制度建设应最大限度约束管理层，而不是仅仅约束一线工人。中国许多安全责任事故的追责，惯于用所谓“临时工”“承包商”承担最重责任，管理层往往走走过场，有的甚至“带处分升迁”，如此权责不对等，自然无法真正吸取血的教训，从上到下确立统一的安全意识。

2011年底，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曾下达对中石油上述事故的处理结果：在大连“7·16”事故责任认定中，受到最大惩罚的是两家承包商，中石油和大连市分担次要责任。而对于第一责任主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处理，仅仅是向国务院国资委做出“深刻检查”，对其主要负责人更无实质处罚。

检查是否深刻，问题是否触及了根本，改进是否到位，落实是否有效，公众不得而知。公众看到的，是中石油官网披露的一次次事故后，中石油召开了一系列大会——宣讲会、表彰会、庆功会。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问责和化危为机，只能使领导层与一线工人离心离德，安全责任感和高度责任心难以落实。

其三，石油石化等高危行业，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点。责任主体应该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和质疑，尤其是要接受当地居民的严密监督。这也是世界发达国家工业体系的安全基石。

须知，任何一项设备隐患、制度缺陷、工作疏忽或个人违章行为，都可能造成石油石化行业的严重事故。由于资产大、专业多、工种杂，加之连续作业和点多、面广、产业链长、能量集中等特点，石油石化行业的安全生产风险大，监管难度很大，防范任务艰巨，事故一旦发生，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往往难以估量。

如果无法从制度根源解决问题，一线工人和整个企业的安全感、责任心都将无从谈起，类似重大事故难免还会发生，公众和社会仍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中石油对待安全问题的漠然态度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不仅大连石化的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石油系统的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意味着各地公众无法真正信任即将在“家门口”建设投产的化工项目。厦门、成都和昆明等地的抵制活动还会一再发生。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各行各业的安全管理，从理念、制度、规定，到借鉴国际经验，“框架性”规章已经很多。然而以中石油为代表的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却是恶性安全事故不断。号称与国际上最先进的安全理念接轨，在实践中却连最起码的事故调查和改进报告都不向公众披露，其安全管理的诚意令人生疑。

该是放下缄默，走出遮掩和怯懦的时候了。相关责任企业须从最高层做起，直面公众质疑，敢于向制度性弊病开刀，以坦诚务实之举，摆脱恶性事故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