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慈会违规转1900多万善款给成龙基金会

　　2012年年末，48亿神秘巨款的迷雾还未散去，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再遭质疑，涉嫌违规将1800万元善款转给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成龙基金会”），且有可能是为了提取10%的行政管理费。

　　对于早前洗钱的质疑，尽管会计师事务所、开户银行、律师事务所在儿慈会举行的说明会上联合宣称儿慈会不存在洗钱行为，48亿元的数字属会计报表编辑错误，但因公众依然没看到儿慈会原本承诺公开的核心证据银行对账单，质疑仍没有随着2012年的谢幕而结束。

　　对违规转账1800万善款的质疑，儿慈会和成龙基金会分别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但网络爆料人周筱赟说：“没有证据只有结论，怎么能让人信服？”

　　被转移的1800万善款

　　2012年圣诞节前，继举报儿慈会财务报表上高达48亿元的神秘巨款，并质疑其洗钱之后，周筱赟再一次举报：儿慈会在《2011年度工作报告》上宣称“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直接用于受助人1903万，却违规将其中1800万元善款转给成龙基金会，而实际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捐款只有99万。成龙基金会也改变这笔款项的用途，用于“贫困大病儿童救助”项目。

　　根据儿慈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的“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显示，“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收入3118多万元，支出总计1917万，其中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1903万，“项目直接成本”13万。

　　儿慈会官网善款明细支出公示显示，2011年度，“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直接救助31名儿童，总计99万元。《2011年度工作报告》所称的“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的1903万元，有1800万分两次在10月31日（1200万）和12月22日（600万）汇给了成龙基金会，备注是“贫困重病患儿救助项目款”。《2011年度工作报告》“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表”（该页尾标注：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也显示，“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将1800万打到了成龙基金会的账上，用于贫困大病儿童项目救助，占年度公益总支出的32%。

　　另外，周筱赟在儿慈会网站查询还发现，在2012年8月22日，儿慈会“回家的希望”项目又打了133.8万元给成龙基金会，用于“贫困重病患儿救助项目款”，在2012年4月13日，“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又汇给“展望儿童关爱中心”30万，用于“孤独症患儿救助项目款”。

　　成龙基金会官网公布的《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接受捐赠及结余表》显示，截至目前，儿慈会转给成龙基金会的1933.8万，在成龙基金会账上一共支出了896万。除了其中6笔公示了直接的受助人，其余支出都是以50万或200万的整数，流向诸如“九三学社内蒙古大病合作”、“海南保亭县卫生局贫困儿童大病救治”、“长沙市团委贫困儿童大病救治”等“政府部门”，且没有公布具体开支情况。

　　避重就轻的声明

　　2012年12月24日，儿慈会在官网发表《关于2011年“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募款使用的声明》对公众的质疑进行回应，称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所募善款的用途是根据捐款人的意向，用于“回家的希望项目”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的贫困重病患儿手术资金援助项目。募捐现场对捐款用途通过“2011BAZAAR明星慈善夜拍品名鉴”等形式向捐款人予以明示说明。

　　儿慈会的官网对“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的介绍是：在2011年“第九届BAZAAR明星慈善夜”的善款支持下，儿慈会设立了“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时尚芭莎网站公布，在2011年举办的“第九届BAZAAR明星慈善夜”上，共募得善款3263万元，并称当晚募集的善款全部用于儿慈会的“回家的希望”项目和其与成龙基金会合作“贫困大病儿童救助”项目。

　　明星慈善夜的主办单位《时尚芭莎》杂志社市场部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不是公募基金会，他们需要先把所有的善款给到一个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可以把善款用于好几个项目，成龙基金会只不过是一个项目，它运用到另一个项目而已。

　　记者查询还发现，2009年举办的“第七届BAZAAR明星慈善夜”上，募得的善款3100万元流向的是成龙基金会。这位工作人员说：“2009年，我们也是先给到一个公募基金的。”

　　对于为何有1900多万从儿慈会拨款至成龙基金会，成龙基金会在其官网发布回应：“由于本会管理成本完全由成龙会长一人支付，相当于零成本为其他捐款人提供服务，因此，相关捐款机构特别书面指定儿慈会将1900多万拨给本会的‘贫困儿童大病救治’项目。本会也向相关捐款机构承诺过，善款绝不转给其他慈善基金会，也不向儿慈会支付管理费，‘救活一个是一个，不以受益者人头众多为操作目的’”。

　　成龙基金会还解释：“为了不耽误GDP最低各省的病童申请救治款、保证从各省的大医院收集医疗发票原件以方便任何相关捐款人查阅，本会从2010年就开始筛选了若干‘无须人员成本、热心慈善活动的地方政协和共青团组织’作为接受申请、给住院病童送营养品、整理救治档案的志愿者性质的合作伙伴。”

　　虽然儿慈会和成龙基金会的回应迅速，但在周筱赟看来，儿慈会、成龙基金会的声明，“完全是避重就轻”。周筱赟质疑：“只有结论没有证据。为什么收集医疗发票就需要政府部门的人作为合作伙伴呢？成龙基金会本来宣称是民间公益组织，搞了半天，还是把公众的善款给了地方政府来做慈善。”

　　成龙基金会秘书长党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儿慈会的表格做得太粗糙。2011年BAZAAR明星慈善夜所有善款当时都有媒体报道，是用于儿慈会的解救被拐卖儿童的救助项目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的‘贫困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可是这笔钱进账之后儿慈会却只写了一个用途，所以是他们表格有问题。”

　　“零成本”的争议

　　周筱赟称，经过财务专业人士指点，他怀疑基金会把善款转到另外一家基金会是为了“做大”支出，以提取10%的行政管理费，列支更多的工资和福利及行政办公支出。

　　儿慈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公示，2011年度的总支出是5969万，行政管理费占5.85%。

　　“绿丝带公益先锋”、天涯论坛“公益同行”特邀版主才让多吉计算：如果从2011年儿慈会公益总支出中减去划拨给成龙公益基金会的1800万，儿慈会的行政管理费就为8.6％，如果我们再减去儿慈会支持海军总医院建立干细胞研究中心的400万，支持玉树州宣传部印刷宣传书籍的200万，那么儿慈会2011年的行政费用就超过了10%，年检将不会通过。

　　《基金会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成龙基金会在公开的声明中，多次强调基金会是“零成本运作”。

　　2012年12月25日，作为成龙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成龙发表微博说：“我的慈善基金会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所有管理成本都由我一个人承担，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还有这样零成本的基金会。”成龙基金会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微博，并重申基金会不收取任何工作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这种方式国内外的公益机构均有采用的，包括香港公益基金还有中华慈善总会早期（1994-1999）以设立专用于人事和行政办公费用的创始基金的方式，让公众的每一分捐款都用于公益事业。”

　　而才让多吉认为，所谓“零成本”运作的说法，就像掩耳盗铃一样可笑，因为人力是有成本的，公益更是需要成本的。

　　在成龙公益基金会发布的《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接受捐赠及结余表》上，才让多吉发现，陈港生在2011年9月和2012年2月分别定向捐赠“行政管理费”16.2万、26.4万，且被计入了“接受捐赠”。

　　才让多吉指出，按财政部制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如42万“行政管理费”是直接划拨给产生费用的第三方，方才不受10%的约束。“所以，成龙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绝对不是社科院杨团和成龙本人所言的‘零成本’。”

　　才让多吉还表示，由于《基金会管理条例》10%行政管理费的约束，中国这种所谓“零成本”的基金会有很多。这种运行模式，其实比成龙公益基金会“零”得更加彻底，“行政管理费”根本不进入基金会账户。这就是成龙先生并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法律职务，又能实际控制基金会一样。变社会之公器，为私人之物品。”

　　六成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合格

　　2012年12月26日，由国内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基金会中心网发布“中基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据“中基透明指数”统计，全国2213家入榜基金会中，有63%的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合规。

　　为此，时代周报记者对“中基透明指数”核心专家顾问、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进行了专访。

　　时代周报：中基透明指数总共有60个评价指标，请问这些指标是如何确定的？

　　程文浩：其中40个是合规性指标，国家对于基金会的透明有一些规定，我们根据这些规定折算出这40个合规性指标，一个基金会只有公布这40个指标的信息，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有20个是倡导性指标，是我们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基金会所应该公布的信息。

　　时代周报：郭美美事件以来，公众对公益组织的公开透明的要求越来越高，您觉得这60个指标能否满足公众的这种要求呢？

　　程文浩：公开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这60个指标绝不是一个最高要求，而是最低要求。基金会至少要公布这60个指标的信息，它才能够做到基本的透明，在这个基础上，整个社会对它还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它的项目信息、财务信息等，可能公布得还得更加具体。所以我们需要小步奔跑，先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如果大家都能达到这个基本要求，我们再不断地提高这个标杆。

　　时代周报：排行榜公布后，有一些争议的声音，如何确保这个排行榜公正、客观？

　　程文浩：这个排行榜，我们有一个顾问团队，里面大多是学者，我们经过一年探索，才开发出了这整个指标体系，整个过程比较严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的评价方法体系，是充分向公众公开的，这样就确保了我们本身也是接受社会监督的。

　　时代周报：中基透明指数排行榜总共2000多个基金会入榜，这么庞大的数据是如何计算的？

　　程文浩：我们的指数有一个复杂的算法，把数据源比方说一个分数输进去之后，它能折算出得分。基金会中心网日常通过收集这些基金会提供的信息，他们输入这些新的信息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系统来自动算出这个得分和排名。这是基金会中心给中国基金会行业乃至中国整个公益慈善行业提供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服务，不集中提供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很难知道每个基金会究竟是否公开透明。

　　时代周报：中基透明指数除了关注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内容完整度，是否也会关注信息披露的质量？

　　程文浩：公开是一种形式，我们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促使基金会公开更多的有关项目和财务的信息。公开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关注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我们实际上是分阶段地来敦促这个事情。在现有的方法体系中，我们对信息的完整性也是有所区分的，在这个方法体系里，我们需要人工判断一个信息的完整度是介于0-1之间，比如，某方面的财务信息如果公布十分完整，那它就能得到1分，如果只是一个标题，没有任何实质的信息，那就只能得0分。在信息公开之后，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内部也在不断地细化这种评价，我们先把这个架构搭起来，让大家明白并注意这个要求，先从形式，再具体到内容，以此来推动整个基金会行业的公开透明。

　　时代周报：按基金会中心统计，国内还有63%的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合规，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程文浩：我觉得应该把信息公开和年检结合起来，如果一个基金会不按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开体系公开信息的话，那就不应该让这种基金会继续存在下去。一个基金会的权利和责任是平等的，既然它接受捐款，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它必须向社会来公布有关的管理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

　　时代周报：您觉得整个社会应该建立起一个怎样的监督机制来完善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

　　程文浩：监督应该是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结合。内部监督主要是基金会自身完善治理结构，也就是它的领导者、理事应该加强对管理团队的监督，知道基金会自身在做些什么。外部监督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行业主管部门，也就是民政系统的监督，二是捐款者对善款的去向、使用情况也有监督的责任和权利，三是社会公众，尤其是媒体，也应该呼吁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公益慈善的公开和透明。通过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双管齐下、多管齐下，一定能够改变现在的这个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