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升新型城镇化倒逼金融改革

　　日前，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升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BA校友论坛上，作了题为“重构———新型城镇化：十八大后中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展望”的演讲。陈晓升表示，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未来，中国城镇化不能走规模扩张的老路，而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之路。如此，才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以及能源约束的问题、生态约束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能够倒逼改革，倒逼财政税收改革，倒逼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使得中国经济进入真正的新一轮增长周期。

　　城镇化需要重新解读陈晓升认为，城镇化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二三十年，实际上就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化率从原来的30%多迅速上升到51%，这个比例就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30年的证明。

　　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讲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靠要素的驱动，所谓要素驱动包括人口红利，靠人的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低、靠资金的堆积，比如十年前中国银行业总的资产规模可能只有十几万亿元，但是今天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已达127万亿元，这就是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当然还包括技术。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便进入了依靠效率驱动的第二阶段。当人均GDP到了9000美元以上，就不能单纯靠效率，而是取决于创新了。

　　未来，中国城镇化不能走规模扩张的老路，而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之路。其中，陈晓升认为最主要特征是“功能深化”。

　　2012年7月21日，疾驰的暴雨持续降落16小时，肆意困扰首都北京。这场61年以来最大的降雨，让北京面临警报传导、组织协调，尤其排水设施的考验。正如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言：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中国的地下管道怎么样？这就是城市的功能之一。”陈晓升说。他认为城镇化还包括“智慧”，而上海就走在前面。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智慧城市”规划的城市，并在国内率先推出公共场所WLAN统一公共服务标志，在公共场所以适度免费方式向所有市民开放Wi-Fi服务，2013年底覆盖全市450处主要公共场所。“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当然包括绿色、环保低碳。”陈晓升说。

　　中国的GDP在2011年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陈晓升认为，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最重要的是对其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使得它的效率提高、具备创新的能力，这是经济发展内在的需求，所以“重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陈晓升认为，目前中国处于期望的膨胀期，所有人对城镇化有非常高的期望，认为它能够解决我们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它会有瓶颈期，要度过泡沫的伏地期，才会稳步的复苏，最后进入实质生产高峰，这是人的心理以及事物发展的规律。”陈晓升表示。

　　在陈晓升看来，中国城镇化的空间非常大，美国、日本、韩国的城镇化水平都接近80%至90%，但中国现在还只有51%。

　　城镇化倒逼改革陈晓升认为，城镇化更应该强调人的需求。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这个完美设计有很多约束条件，第一个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陈晓升认为，“就是我们城里人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农民也要享受。那你的财政从哪里来？这就倒逼收入分配改革，倒逼财税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政府拿的少一点，老百姓拿的多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倒逼改革。

　　“第二个约束条件是水、能源等。”陈晓升举例说，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宁夏，为什么方圆三百里内的人都跑到银川去，因为银川有水。“这一定会倒逼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也是十八大报告中除了讲历史以外，惟一一次冠以‘革命’两字。”

　　陈晓升特别推荐大家阅读《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书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本书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陈晓升以申银万国研究所为例说，“我们在上海总共有180个分析师，聚焦不同行业。我们会把制造业分成两条线：一是物理条线，从铁矿石、煤炭到各种金属制品。二是化学条线，从原油开始到各种塑料等等。它的起源都是能源矿产，如果这里发生结构性改变，整个产业和结构就会发生变化。”陈晓升认为，节能环保会成为中国未来最优成长力的行业。

　　“我们说城镇化倒逼所有改革，但是第三个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倒逼金融改革。”陈晓升总结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为：价格市场化、渠道市场化、产品市场化。

　　陈晓升表示，新型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改革，倒逼收入分配改革，倒逼财政税收改革，老百姓拿的钱少，怎么让他在城市里过日子。城镇化倒逼所有的改革，也倒逼金融改革：第一，价格市场化，就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第二，渠道市场化，混业经营已经发生，让所有的金融机构交相辉映；第三，产品市场化，市场化会创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不同金融机构在金融改革过程当中创造产品，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交易效率非常高，应能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反过来才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市场能力，才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城镇化。”陈晓升表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市场要关注医疗民生保障行业、关注新能源产业、关注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关注创新行业。”陈晓升总结说。

　　警惕“金融抑制”现象那么，金融机构应该怎样服务实体经济？陈晓升认为，必须警惕金融机构的“金融抑制”现象。城镇化过程中需要钱，地方政府需要钱，企业需要钱。陈晓升认为，现在整个金融市场，或者说实体经济为什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叫做“金融抑制”的现象。所谓“金融抑制”，陈晓升认为“就是金融体系自身自己跟自己玩，然后金融体系收益率非常高，无风险收益率达到6%、信托收益率达到9%，那谁还会去投资实体经济？”

　　陈晓升认为，当所有人把钱作为理财，理财来理财去都在金融体系里面空转，谁还会去做贸易，谁还会投资项目？企业发现需求不好，订单不好，利润在下降，谁还敢做投资？所以就有了经济螺旋式的下降，而这也是金融体系导致的螺旋式的下降。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如何降低融资成本、能不能把融资成本降下来，陈晓升认为，这离不开创新。他表示，只有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影响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中国的创新产业才有可能发展，而所有的创新产业如果离开了金融的支持肯定是空话，二者相辅相成。

　　目前，全世界各个经济体都在培育创新产业，如欧洲是新能源产业的起源地，也一直是全球低碳经济的领头羊。如今，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在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教育和培训等方面大规模投入，将低碳产业培育成未来的经济支柱。与此同时，欧盟还开创了许多低碳发展的独特机制，欧盟发展低碳产业的有效模式正在成为全球典范。如今，欧洲不仅是世界上新能源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并网光伏发电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最多的地区之一。

　　21世纪以来，清洁能源经济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金融海啸的催化下，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重视清洁能源经济的发展，通过增加清洁能源投资、提高能源效率、加强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等举措，全力推进清洁能源经济的发展。美国清洁能源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并前景看好。

　　陈晓升认为，培育创新产业，最重要是政府支持，金融的扶持。他举例说，美国如果没有纳斯达克，就不可能有谷歌、苹果和中国的腾讯。

　　关于未来创新技术和投资方向，以电子行业为例，陈晓升认为，随着云计算、云服务的推进，消费电子2.0时代正在快速展开，以智能化、云端化、轻薄化、高速化为主要特征，新兴的消费电子产品走向不断的跨界与融合，产品间的界限被打破，产业格局的变化在不断加快。这也意味着对于消费电子行业的投资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技术密集、路径选择风险大、机会成本高的企业面临着极大的业绩弹性，也需要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与跟踪，并提前做出投资布局。

　　今年资本市场把握“两个时间点”作为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关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陈晓升认为需要把握两个时间点。一是4月份，“鉴于每年春节集中在一、二月份，为减少波动，国家统计局一般合并统计这两个月。这就很难判断经济好坏，那么能够影响市场的就是政策，就是3月份的两会。无论就业的实际情况，还是影子银行的问题，都将考验今年4月份的政府决策。”

　　第二个时间点是今年10月份的三中全会。“每届政府的三中全会，一般都是经济改革政策全盘出台的时候。市场前期对政策的预期能否在这个时候实现就非常关键。如果前面设想的改革都能落地，未来十年前程远大。否则，上述所有约束条件都会出现，我们将经受很大的考验。”陈晓升分析道。

　　此前申银万国已经发布了2013年宏观经济报告，申银万国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是弱复苏，并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约在7.8%左右。从2013年四大投资点来看，房地产投资仍然会下降，制造业投资基本持平，服务业平稳上升，基础设施会继续上升15%左右，由此确保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维持在25%，这是中国经济2013年最重要的支撑点。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2013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四个字：立体交易。金融市场不再是原来只能买卖股票的单一市场，而是多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交易、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市场，因此，金融市场会出现立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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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须以征地改革为前提

　　《南方农村报》评论指出，十八大之后，城镇化成为一个高频词。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撰文称，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最高决策层将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开出城镇化药方，不仅仅着眼于这项浩大工程所能拉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确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良性的城镇化进程，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总量的膨胀，更可伴随着城乡平权的脚步，使一系列因制度歧视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迎刃而解。

　　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的城镇化并不始于当下。自从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传统农耕社会的挽歌便已然响起。在中国，农民变市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然而，回眸30多年的城镇化之路，农民仍然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之下。在许多地方，进城成了“被进城”，上楼成了“被上楼”，在低廉的土地补偿价格面前，农民的叹息与眼泪被淹没在一场场资本与权力的饕餮狂欢之中。

　　因此，新一轮城镇化如要脱胎换骨，摒弃乱象，则万不可将目光只盯在扩大内需上，而必须着力于推进农民等被城镇化者权利成长，必要前提之一，便是农民必须能够以独立姿态在土地市场成为平等的谈判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征地制度改革难产背后，不仅是各方力量的激烈角逐，更有公众对箭在弦上的新一轮城镇化射向何方的踌躇和忧虑。如果仍让现有的征地制度去拉新型城镇化的马车，只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