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视“三化”联动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现象,它既是工业化、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中国三农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迫切需要工业化、城镇化和三农的互动”
“不能过多寄希望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城镇群的进一步发展。”3月30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李晓江认为,新型城镇化首先应充分认识中国城镇化的规律和特点,现在所说的“人的城镇化就是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太泛泛”了。“无论土地城镇化也好,投资城镇化也好,人的城镇化一直是主体或是指标。城镇化的指标就是人的变动的指标。”李晓江直言。
李晓江还认为,在城镇化研究中有两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方面,应关注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现象,它既是工业化、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中国三农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迫切需要工业化、城镇化和三农的互动”。
“怎么把两化三农结合起来,怎么让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服务农村,服务于农民,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李晓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令李晓江最担心的是把农村的资源抽空了,把农村的人才抽空了,那么,农村面临的不只是破产,更可能是凋敝。“显然,这是无法支持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乃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他说。
对此,李晓江坦言,中国县域经济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出现了活力和市场需求,也出现了发展的动力,但却缺少政府行之有效的资源配置,如土地资源、财政资源,而且,目前所有的资源一味向大城市或城镇群集中,“必然会导致我们广大的农业地区、广大的县域地区发展乏力”。
因此,在他看来,“如何在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中推进广大农业地区的城镇化,去探索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去研究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三农之间的联系,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李晓江在思考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如何改变。
李晓江称,目前谈的最多的是城镇群,城镇群固然好,集中了很多资源,“但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人口集中的进程,出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化”。李晓江称之为“区域化过程”。
这种区域化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到,沿海地区的人口,尤其是流动就业人口开始逐步加快了,甚至比较大规模出现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这种回流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可能意味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即中西部地区仍会占很大比重。
“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区域化有利于未来我们运输成本的降低,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因素。”李晓江说。
李晓江强调,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5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特征,一是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二是地域文化特征。中国是有鲜明文化分区的国家,这种现象在北美没有,在欧洲表现为国家,这个现象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现象、城镇化,人口聚集产生重大的影响,应更关注不同地域文化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没有差异性的没有陌生感的没有歧视,跨区的流动中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由陌生、不了解所产生的抵制、防范,甚至是歧视和冲突。
李晓江还称,不能过多寄希望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城镇群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沿海的核心城镇群珠三角、长三角都已经出现了人口的下降。这种趋势能够维持多长、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中东西部相对均衡的城镇化格局和城镇群格局,同样值得思考。
“不能过多寄希望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城镇群的进一步发展。”3月30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李晓江认为,新型城镇化首先应充分认识中国城镇化的规律和特点,现在所说的“人的城镇化就是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太泛泛”了。“无论土地城镇化也好,投资城镇化也好,人的城镇化一直是主体或是指标。城镇化的指标就是人的变动的指标。”李晓江直言。
李晓江还认为,在城镇化研究中有两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方面,应关注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现象,它既是工业化、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中国三农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这个阶段迫切需要工业化、城镇化和三农的互动”。
“怎么把两化三农结合起来,怎么让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服务农村,服务于农民,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李晓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令李晓江最担心的是把农村的资源抽空了,把农村的人才抽空了,那么,农村面临的不只是破产,更可能是凋敝。“显然,这是无法支持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乃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他说。
对此,李晓江坦言,中国县域经济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出现了活力和市场需求,也出现了发展的动力,但却缺少政府行之有效的资源配置,如土地资源、财政资源,而且,目前所有的资源一味向大城市或城镇群集中,“必然会导致我们广大的农业地区、广大的县域地区发展乏力”。
因此,在他看来,“如何在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中推进广大农业地区的城镇化,去探索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去研究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三农之间的联系,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李晓江在思考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如何改变。
李晓江称,目前谈的最多的是城镇群,城镇群固然好,集中了很多资源,“但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人口集中的进程,出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化”。李晓江称之为“区域化过程”。
这种区域化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到,沿海地区的人口,尤其是流动就业人口开始逐步加快了,甚至比较大规模出现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这种回流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可能意味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即中西部地区仍会占很大比重。
“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区域化有利于未来我们运输成本的降低,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因素。”李晓江说。
李晓江强调,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5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特征,一是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二是地域文化特征。中国是有鲜明文化分区的国家,这种现象在北美没有,在欧洲表现为国家,这个现象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现象、城镇化,人口聚集产生重大的影响,应更关注不同地域文化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没有差异性的没有陌生感的没有歧视,跨区的流动中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由陌生、不了解所产生的抵制、防范,甚至是歧视和冲突。
李晓江还称,不能过多寄希望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城镇群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沿海的核心城镇群珠三角、长三角都已经出现了人口的下降。这种趋势能够维持多长、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中东西部相对均衡的城镇化格局和城镇群格局,同样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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