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多哈回合 关键在于各方政治意愿
独家专访WTO总干事候选人、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长冈萨雷斯:
从日内瓦到北京,从长安街一线到北三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三位女候选人之一,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部长阿娜贝尔·冈萨雷斯开始了她在中国的拉票之旅。
观察人士称,本次拉美国家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颇大。1月底,九位候选人在日内瓦集体亮相,冈萨雷斯的表现非常引人关注。
此次来华,冈萨雷斯还造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一场有关WTO议题的研讨会。为此,冈萨雷斯还特意穿了一袭唐装。会后,她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在此之前,她还拜访了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冈萨雷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与(中国)部长们的谈话非常积极。她还表示“政治意愿”对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性,并将力争重启各个成员对WTO的信心。
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自己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是谁?
冈萨雷斯:我会尊重每一位竞选者,每一个竞选者都非常需要勇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这对于大家来说都有好处,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我想每个成员方都有自己的考虑标准,来做最后的决定。
当然我希望,最终我能当选。
日报:与其他候选人相比,您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冈萨雷斯:我在外贸领域有超过20年的经历,我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经历,我经历过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的谈判,参与过很多部长级的会议,具有贸易部长的经历。我还曾是WTO秘书处的成员,所以我具有非常全面的视角,可以很快地适应总干事的工作。
日报:如果您当选WTO总干事,会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什么角色?
冈萨雷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之一)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
中国是WTO最重要、不可或缺的成员。如果我当选WTO总干事,将与中方一起努力,在多边谈判层面,使WTO这个平台重新恢复活力,并加强WTO的作用,我想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对整个WTO发展也有利。
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WTO能够跟上这样的变化,并适应各成员的多元化诉求。我将在很多层面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日报:听说您此行拜访了中国商务部及中国外交部,谈的情况如何?
冈萨雷斯:我想,我与(中国的)部长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积极的。我们谈到了未来全球贸易议程,我们讨论了关于WTO未来的话题,也谈到了多哈回合谈判。
在我看来,中国做了深入的调研,我会和中国保持联系。
日报:如果有可能要在中国选择一个副总干事或者助手,您会选择谁?
冈萨雷斯:在贸易领域,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很重要的成员国,但我目前还没有准备好选一个中国助手。目前,我想我还是按照流程来参加竞选。
日报:您有什么办法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冈萨雷斯:我想多哈回合谈判多年停滞不前,已经损害了各方对于谈判能够达成的信心。必须重建这些成员对推动谈判的信心。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政治意愿,保证各方能够在将于印尼巴厘岛召开的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在巴厘方案(Bali Package)上下很大的功夫,让其具有一些达成一致的特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下来,共同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日报:您特别强调了“政治意愿”,但目前美欧已经开启自贸谈判,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重新重视“多哈回合”谈判吗?
冈萨雷斯:从某种程度上说,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在2008年达到了低点,之后各类区域性自贸区谈判开始兴起,包括欧盟与美国的自贸谈判和TPP。中国也启动了与日韩两国的谈判,并与东盟国家达成了自贸协定。
但是,所有成员方的这些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希望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市场准入机会的努力。他们并不仅仅只是与几个国家来谈判,而是与一批国家在谈,所以是一种获取更大市场准入的努力。
我必须让他们寻找到更多的政治意愿,从双边或者区域贸易谈判,返回到多边谈判上来,但这个过程充满挑战。
WTO应该是一个政治意愿发动机,这也是推进多哈谈判和WTO改革所必需的。
日报:您会如何平衡WTO中美欧中等大型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冈萨雷斯:不管成员大小如何,WTO都会给予其空间。我认为大型经济体需要在这个组织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小的经济体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如果当选总干事,我将推进WTO成员间的信任,让所有成员都愿意参与到多哈回合谈判中来。
日报:中国的国有出口企业总是被指责获得国有银行低息贷款,或不公平的补贴,因此也常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在WTO层面评价中国国企的市场地位?
冈萨雷斯:这涉及(中国)国内体制,WTO在这一领域有一些规定,但是对一些国家而言,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以及定义也需要及时更新。
我理解中国在谈判过程中会涉及到这些领域的问题,凡是和贸易有关的话题当然都会进入WTO讨论议程。我的看法是,一些这类话题,如果不能在WTO框架下解决,也一定会在WTO以外的场合得以解决。
目前WTO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则,(中国)国有企业也会面临不同成员的规则,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方法是,用不同经济体差异来看待这类事件,然后不带偏见地进行讨论。
从日内瓦到北京,从长安街一线到北三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三位女候选人之一,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部长阿娜贝尔·冈萨雷斯开始了她在中国的拉票之旅。
观察人士称,本次拉美国家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颇大。1月底,九位候选人在日内瓦集体亮相,冈萨雷斯的表现非常引人关注。
此次来华,冈萨雷斯还造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一场有关WTO议题的研讨会。为此,冈萨雷斯还特意穿了一袭唐装。会后,她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在此之前,她还拜访了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冈萨雷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与(中国)部长们的谈话非常积极。她还表示“政治意愿”对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性,并将力争重启各个成员对WTO的信心。
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自己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是谁?
冈萨雷斯:我会尊重每一位竞选者,每一个竞选者都非常需要勇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这对于大家来说都有好处,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我想每个成员方都有自己的考虑标准,来做最后的决定。
当然我希望,最终我能当选。
日报:与其他候选人相比,您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冈萨雷斯:我在外贸领域有超过20年的经历,我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经历,我经历过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的谈判,参与过很多部长级的会议,具有贸易部长的经历。我还曾是WTO秘书处的成员,所以我具有非常全面的视角,可以很快地适应总干事的工作。
日报:如果您当选WTO总干事,会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什么角色?
冈萨雷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之一)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
中国是WTO最重要、不可或缺的成员。如果我当选WTO总干事,将与中方一起努力,在多边谈判层面,使WTO这个平台重新恢复活力,并加强WTO的作用,我想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对整个WTO发展也有利。
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WTO能够跟上这样的变化,并适应各成员的多元化诉求。我将在很多层面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日报:听说您此行拜访了中国商务部及中国外交部,谈的情况如何?
冈萨雷斯:我想,我与(中国的)部长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积极的。我们谈到了未来全球贸易议程,我们讨论了关于WTO未来的话题,也谈到了多哈回合谈判。
在我看来,中国做了深入的调研,我会和中国保持联系。
日报:如果有可能要在中国选择一个副总干事或者助手,您会选择谁?
冈萨雷斯:在贸易领域,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很重要的成员国,但我目前还没有准备好选一个中国助手。目前,我想我还是按照流程来参加竞选。
日报:您有什么办法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冈萨雷斯:我想多哈回合谈判多年停滞不前,已经损害了各方对于谈判能够达成的信心。必须重建这些成员对推动谈判的信心。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政治意愿,保证各方能够在将于印尼巴厘岛召开的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在巴厘方案(Bali Package)上下很大的功夫,让其具有一些达成一致的特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下来,共同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日报:您特别强调了“政治意愿”,但目前美欧已经开启自贸谈判,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重新重视“多哈回合”谈判吗?
冈萨雷斯:从某种程度上说,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在2008年达到了低点,之后各类区域性自贸区谈判开始兴起,包括欧盟与美国的自贸谈判和TPP。中国也启动了与日韩两国的谈判,并与东盟国家达成了自贸协定。
但是,所有成员方的这些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希望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市场准入机会的努力。他们并不仅仅只是与几个国家来谈判,而是与一批国家在谈,所以是一种获取更大市场准入的努力。
我必须让他们寻找到更多的政治意愿,从双边或者区域贸易谈判,返回到多边谈判上来,但这个过程充满挑战。
WTO应该是一个政治意愿发动机,这也是推进多哈谈判和WTO改革所必需的。
日报:您会如何平衡WTO中美欧中等大型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冈萨雷斯:不管成员大小如何,WTO都会给予其空间。我认为大型经济体需要在这个组织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小的经济体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如果当选总干事,我将推进WTO成员间的信任,让所有成员都愿意参与到多哈回合谈判中来。
日报:中国的国有出口企业总是被指责获得国有银行低息贷款,或不公平的补贴,因此也常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在WTO层面评价中国国企的市场地位?
冈萨雷斯:这涉及(中国)国内体制,WTO在这一领域有一些规定,但是对一些国家而言,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以及定义也需要及时更新。
我理解中国在谈判过程中会涉及到这些领域的问题,凡是和贸易有关的话题当然都会进入WTO讨论议程。我的看法是,一些这类话题,如果不能在WTO框架下解决,也一定会在WTO以外的场合得以解决。
目前WTO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则,(中国)国有企业也会面临不同成员的规则,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方法是,用不同经济体差异来看待这类事件,然后不带偏见地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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