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会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投资率

　　刘立峰 投资率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

　　在我们这样一个资金紧缺的国家，还有相当部分的本国储蓄没有有效利用，形成了净资本输出。因此，在消费率提升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投资缺口，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上升趋势明显。2001—2012年，投资率由36.5％提高到48.1％，投资率年均上升1个多百分点。尽管2005—2007年投资率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以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消费率出现显著下降，由2001的61.4％下降到2010年的48.2％，只是在近两年略有回升，到2012年，消费率为49.2％。2007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需相对疲软，净出口率不断下降，由8.8％下降到2012年的2.7％，而同期消费率变动并不大，只是由49.6％下降到49.2％，投资率则由41.6％提高到48.1％，这意味着外需下降的份额基本上被投资的扩张所吸收。

　　高投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投资缺口。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储蓄在经济中的运用形式只有两个：投资和净出口。储蓄大于投资时，其缺口由净出口弥补。因为净出口是把国内未用的那部分储蓄借给国外使用，实际上也就是净资本输出。当储蓄小于投资时，其缺口由净进口，即净资本输入弥补，也就是利用外部资金弥补自身建设资金不足。1994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投资缺口始终存在，平均占GDP的3.7％。这意味着在我们这样一个资金紧缺的国家，还有相当部分的本国储蓄没有有效利用，形成了净资本输出。因此，在消费率提升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投资缺口，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特定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的高投资率

　　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由于中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高增长道路，因此，在选择投资发展模式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指出，“当一国储蓄较多时，其资本存量就会迅速增长，从而使潜在产出能力迅速提高。而当一国的储蓄率较低时，它的设备和工厂就会变得陈旧，基础设施就会开始变得破旧不堪。”曼昆对15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研究表明：“增长与投资之间是相关的，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无论是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增长思想，还是最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只看到资本 （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源泉，却极少能够发现关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

　　根据笔者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较分析，消费率较高的不是非洲等低收入国家，就是美欧等经济发达国家。在低收入国家，人们的收入基本都用于消费，很难有储蓄，投资率不可能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消费倾向较高，储蓄（投资）率相应也较低。而经济最具增长活力的国家，投资率则普遍较高。1980—2004年间，在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的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在这7个国家中，其中又有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涵盖了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

　　由于中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高增长道路，因此，在选择投资发展模式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某些国家——无论是低收入国家还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方式选择较高的消费率，都可能导致消费率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而这种局面是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相背离的。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上升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密切相关。鉴于经济转型发展的考虑，未来中央政府不可能再出台同样的经济政策，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仍然为投资扩张带来了很多机会。例如，我国铁路、高速公路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没有结束；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导致市政设施严重滞后，急需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以及地下供排水管网等设施。

　　中西部地区需要保持一定投资强度

　　如果中西部“刻意”减缓投资增速，进而降低投资率，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净流入比例，但这无疑将减缓中西部投资增长步伐从而“牺牲”未来的发展能力。只有保持中西部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不断增强本地基础设施和产业竞争力，扩大本地供给能力，更多地满足外部需求，或者更多地实现需求本地化，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的平衡。

　　近年来，我国中西部投资增长强劲，投资增速大多年份领先于东部地区。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率分别为54.1％、59.2％和70.6％，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率分别高于东部地区5个和16.5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投资率确实较高。因此有学者认为，东部的发展并非完全靠投资，从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以及浙江的投资率低于全国水平，而非高于全国水平，中西部也应向广东等发达省区学习，未来发展中要避免拼投资消耗。

　　从广东、浙江等省的情况看，其投资率确实相对较低，但是，很难说这些地区的发展过程不依赖于投资。1978—2011年，广东年均投资率为36.2％，消费率为57.2％，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和2.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广东是全国外需最为活跃的地区，同期净出口率高达6.4％，高于全国4.7个百分点。可以说，广东是投资和出口双拉动型经济增长。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外需的作用，广东的投资率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浙江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2000—2011年，浙江投资率为45.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消费率为47.9％，低于全国5.6个百分点。另外，浙江的净出口率达到6.4％，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可见，浙江也属于投资和出口双拉动。同时，其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更高。

　　中西部的人均投资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1年，东部地区人均投资达到3万元，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2万元和1.9万元。中西部地区加快追赶的步伐，促进投资的更快增长是合情合理的。近年来，投资率高企以及净流出为负值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一种“常态”。从国民经济恒等式看，储蓄——投资＝出口——进口 （净出口或净流出），净流出为负值实际上反映了中西部地区自身储蓄能力难以满足投资需求的扩张，只能大量利用外部储蓄用于投资的现实，这也是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的阶段性特征。对于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而言，通过外部储蓄的流入，弥补本地储蓄的不足，形成自己的生产能力，借别人的钱促进自己的发展，从长期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国际经验也是这样，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也曾有相当长时期的净出口为负值，且规模较大。

　　如果中西部“刻意”减缓投资增速，进而降低投资率，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净流入比例，但这无疑将减缓中西部投资增长步伐从而“牺牲”未来的发展能力。只有保持中西部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不断增强本地基础设施和产业竞争力，扩大本地供给能力，更多地满足外部需求，或者更多地实现需求本地化，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的平衡。因此，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持续的净流入反而是实现长期增长乃至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要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向中西部的集聚，没有先期大量投入也是不可能的，这既包括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包括为产业进入创造条件的投入。富士康在重庆落地，看重的是西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改善；而富士康在郑州的项目，543亿元总投资中，地方政府拿了220亿元。因此，西部在一定时期内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增速较快、投资率较高等“问题”，都是需要“容忍”甚至努力追求的。

　　注重提高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效益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率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运行，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阶段迟早都会到来。因此，未来要提高投资的效益，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都有一个增长率较高、投资率上升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增长率随之下降，消费率则开始回升。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深圳等城市的情况看，投资率也有一个由高向低的变动过程。1992年，深圳的投资率高达48.1％，而到2011年，已经降低到30.1％，近20年中降低了18个百分点。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率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运行，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阶段迟早都会到来，只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中西部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局面要来得晚一些。

　　当然，在充分认识投资率变化的基本规律的同时，又不能忽视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投资膨胀和效益低下等问题，防止投资率的不合理上升。例如，政绩考核片面强调经济指标，导致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烈，招商引资变成了低水平的“让利竞赛”，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严重。城市规模盲目扩张，政府热衷建设新区、新城，造成城市房价不断攀升，人民的幸福感下降，政府债务风险迅速积累，基础设施严重浪费。

　　未来要提高投资的效益，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要切实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步伐，改变当前由低地价、低利率、低资源价格和环境污染无补偿而带来的高利润，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冲动。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利润不分红的状况，从而抑制由高额垄断利润所形成的投资冲动。减少地方政府越权审批、违规圈占土地现象，规范各类减税、低价出让土地的优惠政策。通过提高资本规模、技术水平、环境标准等方式，抬高相关产业的投资进入门槛，限制规模小、环境破坏显著、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要减小官员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所占比重，加大民生、外部性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债务融资的民主监督与制约。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