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战略与宏观调控的转型

　　周天勇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在转变思维方式和发展战略,改变宏观管理模式,特别是要大幅度调整地方主要领导的考核指标三个方面做关键性的工作。

　　增长模式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型。一是从过去的大规模经济推动,向注重发展小微企业和鼓励全民创业、增强社会活力和动力推动转型。二是经济增长要从资金和资源等投入驱动的方式,向知识技术进展、产业创新等驱动的方式转变。三是从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人民投资创业活力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新的增长动力,就是要激发民间的活力,调动民间的积极性,让人民去投资创业,让过去炒房、进入高利贷等领域的民间资金进入各种发展领域,特别是实业领域。四是依靠城市化战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五是从传统的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向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跨国投资和运营人民币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型。在对外开放中,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化,掌握吸引和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货币秩序和全球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主动性,特别是在制定各方面规则上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从需求侧为主的管理向供给侧为主的管理转变。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投资主导、依赖出口、消费长期增长乏力和不足。如果投资过度,物价和房价水平就会高企;如果控制价格水平,则实际失业率就会急剧上升,增长速度就会下行。对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模式。

　　单纯使用货币政策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调控的结果是:(1)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保国压民,保工业压服务,保大压小,由于社会资金全面紧张,小企业在社会上的融资利率急剧攀升,甚至大银行与大企业勾结起来给小企业放高利贷,使小企业大量倒闭,供给萎缩,就业岗位减少。(2)而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资金主要流向大工业、大项目、大国企,经济迅速过热,物价水平被拉高,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更加失衡。货币运行决定于实体经济运行,同时货币运行对实体经济运行有反作用。仅仅单方面迷信于货币政策的反作用来调控国民经济,而不解决国民经济实体结构和体制问题,则国民经济会处于一控就趋冷,一放开就急剧过热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中国,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只用过两次,而且只是在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主要方式是增加赤字和发行国债,包括财政对家电下乡的补贴也可以看成是扩大和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从这两次扩张性宏观调控的对比来看,第一次财政扩张没有造成后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第二次却是消费和房地产价格的严重上涨。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新思路是:以人为本,宏观调控目标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宏观经济,应当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为主、需求为次的管理,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着力点。统筹协调,正确组合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与促进发展模式相结合;宏观调控与促进相关改革相结合;扩大国内消费,摆脱出口依赖,消化和平衡全球经济萧条可能带来的影响。我认为,这就是未来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的科学宏观调控观和科学调控模式。

　　实施促进供给和增加就业的财政政策,给能大量增加就业的小企业减税清费,降低GDP的宏观财政收入比例,特别是降低微观企业的税费负担水平。通过这样有效的财政刺激政策,增加全社会生产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平衡需求,同时改善 “就业——收入——消费”侧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而货币政策的重点,则是管住货币,放开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放开对汇率的管制,与财政政策相机协调、与金融体制改革适时互动。

　　能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地方领导能不能转到费力费时的富民和创新的新增长战略上,甚至在于能不能让出有关发展利益于民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从中央到各级,对县、市和省区领导用什么样导向的政绩考核指标去指挥和约束。

　　实际上,从传统和目前对地方领导任用升迁的考核看,主要还是GDP增长、财政收入情况、城市面貌和规模,以及大的基础和企业等项目的建设和形成,再加上其他非正常因素。而增长快速,就是借债投入;财政收入,就是与民争利;城市建设,就是征地拆迁卖地;大企业和大项目,就是就业困难、污水和雾霾。但是,仅看前者,政绩显著。因此,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改变对政绩的考核导向,科学设计能够反映新增长方式的政绩指标体系。

　　一是调整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结构和内容,加大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导向力度。考核的顺序应当为:(1)创业和创新活力。具体指标包括每千人企业数量,新技术产业化水平,新技术销售占总销售比率等。(2)政绩考核民生为先。真实客观的失业率,为考核的第一指标,权重设为最大比例;此外还包括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比率,社会保障覆盖率,健康人群比率,饮水和食品安全程度,刑事发案率等。(3)生态环境为重。包含水的污染程度、良好天气比率、垃圾污水等处理率,绿化率等指标。(4)考核体系中,最后才是人均GDP、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幅等政绩指标,再加以GDP中居民与政府的分配比率、负债率等限制性指标约束其收过头税费和过度借债搞政绩的行为。

　　二是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真实和客观化,其结果真正与干部任免挂钩,并且加大人民群众对干部任用的话语权。比如,应当废除目前带有误导性和根本不反映实际情况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而以真实的“社会失业率”指标加以替代。应当采取政府购买统计服务,而由民间社会的第三方组织,客观和中立客观科学地抽样统计反映各项指标,避免地方政府歪曲造假。应当加大指标对干部的政绩考核力度,干部任用应以指标考核结果来进行,减少非正常因素对干部升迁的影响,使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创业创新、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为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获得科学领导决策和执行的保障。从权力来源的逻辑看,仅仅从纵向授予,其行为就会为上负责,而加大横向人民群众在其权力来源方面的力量,其行为就会向他所在地域的人民群众负责。因此,需要通过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种形式监督等等,加大所在地人民群众对其作为领导的选择力度,使其决策和行为不光要关注地方GDP增长、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等,更重要的是,还要关注创业创新、就业民生、生态环境、财政负债率等与当地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近期和长远利益上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