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式城镇化

　　在温州郊区，车站站牌、小学黑板报、农舍瓦房的侧壁，村里的公告栏等地，随处可见有关股改、地改、户改的标语和短文。

　　“只有让农民耳濡目染，明白改革确实关乎切身利益，城市化观念才能深入人心。”温州市发改委主任方勇军说。

　　作为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之一，在大部分城市对城镇化还处于观望阶段时，温州已先行迈出改革步伐。2010年，温州市政府就提出“三分三改”设想——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走出了一条温州式城镇化道路。

　　穷村的地改

　　温州乐清市东仁宕村村支书郑元象递过来一红一绿两个硬壳小册子，分别为“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和“村土地合作社社员证”。

　　他说，千万别小看这两本册子，一个股改一个地改，是他和村干部们努力了一年半的结果。

　　作为改革的凭证，经济合作社担负着将集体经济产出依据股权证分红的任务，土地合作社则将与土地有关的升值分享给村民。

　　东仁宕村的“三分三改”，从去年1月25日的村民代表大会开始。在此之前，郑元象多次找来老辈们协商沟通，一遍遍阐释政策的用意，应对和处理1300多个村民的各种疑问。

　　东仁宕村是个较穷的村，年轻人多外出打工，集体资产匮乏，村里的股改显得相对简单，将归属集体的房屋、设施等评估完后，股改也就完成了大半。

　　“地改是我们的关键。面对总共300多亩土地和80多亩宅基地，能做到公平有效地统筹规划，很不容易。”他表示，土地流转后不但能让村民住上新楼房，还能给集体经济一条致富之路。

　　根据温州市政府“农房集聚”的政策要求，村委会严格审查和划定了每户的承包地、宅基地面积，对于违规搭建做出相应处理。

　　多轮商议的结果，最终是按一家四口人分得约140平米住宅为原则，将全村共296套住宅进行分配。一户不足四口的，可以向其他家庭购买指标，反之也允许转卖指标，必要时指标甚至可以细化到0.25个个人。对于确实无法实现均分的，则按超出面积600元/平米补给集体。

　　东仁宕村已经规划在村边建起占地25亩的住宅小区，10月将破土动工。“开发商就是我们自己，建设费和成本费由全村承担，成本可控且还能住得放心”。郑元象说。

　　温州市委农办主任、市政府农业局局长王蛟虎告诉记者，温州城镇的高房价让农民望“城”兴叹，退出原有宅基地而住进农改房，除居住条件大幅度改善外，还能享受财产性增值收益。目前各村的签约率都达90%以上。

　　富村的股改

　　“我们村的承包地早年就商业化了，几乎不涉及地改，但股改却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乐清市柳市镇长虹村村委会主任郑元成说。

　　位于柳市镇商业中心的长虹村，此次股改涉及8亿多元，500多户村民2200多人。

　　长虹村村民95%以上都从事二、三产业，家庭工业车间达200多家，由村民创办的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股份制企业达50多家，年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有4家，村集体拥有电器城市场、货运市场和农贸市场等多个专业市场。村里全年总产值达12亿多元，集体经济年收入1800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近5万元，90%以上家庭拥有轿车。

　　“仅仅是市场、商铺和物业收入，就足够保障基本生活，加之村里还有两个集团产业，涉及房地产、电器、酒店等，收入非常可观。”郑元成称。

　　正是由于集体经济发达，该村围绕股改进行了持久的博弈，先后共开了70多次会议商讨。

　　按最终的方案，村里的股权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实行二次分配。首次分配，村提留集体股占总股权20%，剩余80%为个人股，时机成熟时再进行第二次分配。并且，股权转让仅限于本村内部且不能超过个人股的50%，须经董事会研究生效。

　　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一户二女或多个女儿、1995年以后外出上学国家是否分配工作，以及“农嫁女”配偶是否农业户口、村民是否逃避义务兵役等细节，均无一遗漏地纳入其中。

　　据悉，今年村里股改完成后，每股分红约3500元左右，并将以较快增速上涨。接下来，村民还将很快再次分到住房——占地38万平方米、涉及成本约4亿元的旧城改造已经实施。

　　王蛟虎认为，长虹村的股改几乎能成为改革范本，关键就在于股权的确定。两年多以来，全市的股改完成率已达99.5%，涉及约750万农民。紧接着，户改将在今年全面启动，最大限度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这一步走完，还将建立市一级、县一级产权交易平台，让土地、拖拉机、渔船甚至家禽等在一定范围内流转，盘活农村资产。”王蛟虎称，市一级的交易平台去年已初见雏形。

　　平衡城乡“水位”

　　“三分三改”，只是温州城镇化的基础一步。进一步延伸，便是统筹城乡发展。

　　和其他地方一样，多年来，温州市区发展较快且拥有政策性“注水”，“水位”日益增高，但农村则因发展缓慢，不仅“蓄水”有限，还常被政策性“抽水”，致使城乡“水位”落差越来越大。

　　数据显示，温州城市化率为66%，而户籍人口中非农人口仅21.5%，两者相差40多个百分点，300多万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但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他们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属候鸟一般的“两栖人”，且大多居住在城边村、城中村，无法公平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核心问题是温州的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缺乏现代城市体系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必然导致经济社会转型的滞后。”王蛟虎指出。

　　此外，温州农村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政府布局农村新社区的意愿日益增强。于是，村级组织“转并联”政策的推出，让温州成为了民政部和浙江省的民政改革试点。

　　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所谓“转并联”这一特创，是指在政府提出的“1650”大都市框架内，将原有的5406个自然村整合为612个社区，重新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所谓“1650”框架，是指温州日后将建设1个包括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等市区在内的大都市核心区，乐清、瑞安、平阳等6个城市副中心，以及极具带动力的50个中心镇。

　　眼下温州给出的蓝图是，经五年努力，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与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3:1，城市化率达70%，农房集聚率达30%以上，城乡一体化机制基本形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表示，城镇化的核心和前提就是城乡统筹发展。如果缺乏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土地、户籍等制度性改革，仅靠政府财政补贴和收入分配调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发展必须强调‘大温州’概念，将郊区、农村一并囊括进我们的蓝图里，温州才可能真正城镇化，发展也才会更具主动权。”王蛟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