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实体经济

　　温州鹿城区车站大道边一间狭小的足疗店里，董桂发一边给客人修脚，一边兴致盎然聊着黄金投资。修罢，擦擦手，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介绍他的另一个身份——众博藏金资讯未来联盟俱乐部副总裁。

　　他称自己只是在朋友店里客串一下，主业其实是投资咨询，炒汇、炒金、炒股和炒房，企业注册资本接近200万元。

　　在温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洗脚上田，农民本色未改，即摇身为老板，成就了三十多年的温州传奇。

　　“能闯能拼，让温州人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朱鲲表示，温州缺乏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只能靠一代代温商的努力来累积资本，但也正是他们的“不安分”心态，让企业做不大。

　　资料显示，温州全市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数量共约50万家，近年来每年平均倒闭约3万家，每年新增约4万家，平均19个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

　　数量如此庞大，但上市企业却仅12家。大量企业甚至拿不出规范的财务报表，绝大部分企业家仍将个人财产与企业资产混为一体。

　　赚快钱的心态，决定了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企业低、小、散的特性，产业长期难以升级，进而作用于城市发展，并反作用于新生的企业，恶性循环。

　　2011年的民间金融风波，让许多温州商人数十年的家业毁于一旦，至此，温州人才真正发现规范、引导和监管的重要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他们的燃眉之急。

　　年产7000万元的个体户

　　一大早，王年刚就大汗淋漓奔走在酒楼大堂。这位温州新新雅餐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习惯了亲力亲为。

　　近两年宏观经济下行，温州餐饮业整体低迷，乐清原有的11家酒楼倒闭了5家，但王的团队业绩逆势而上，去年三家酒楼和一家宾馆一共实现7000多万元的产值，今年还准备再开一家酒楼。

　　这家当地餐饮业的龙头老大，几周前却还只是个体户。

　　新新雅是老板从1994年白手起家创立的，经营小海鲜生意，现今已拥有三家酒楼和一家宾馆。但快十年了，老板才第一次当上董事长，王年刚也才有了总经理头衔。

　　由于用工量较大，王年刚常会奔赴外地招聘毕业生，但每次拿出营业执照都会引发一阵尴尬，个体户的资质难免遭到质疑。只有将酒楼的照片、视频一一展示给校方，学校才能确认其身份。

　　如果不是遇上政府的优惠政策，王年刚还将继续面对这样的尴尬。

　　温州市政府今年推出的“三转一市”政策，即“个转企”、“企升规”、“有限转股份”、上市。王的酒楼就属于“个转企”。

　　市政府承诺，对改制之前的税收、财务等问题既往不咎。安全、消防等前置审批条件，也仅凭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就可直接办理。改制企业新增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也差异化实行两到三年的减免，且三年内政府不主动查账，给足企业缓冲时间。

　　回忆起乐清柳市镇政府为“个转企”召开的动员大会，王年刚笑称，“后排座位挤满了，再搬来椅子也不够坐，晚到的就只能站在门口。”也正是那天，他才知道“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个体户”。

　　仅仅在乐清，符合企业注册条件的个体户就超过6000家。

　　对于新新雅这类优质个体户来说，转企不但未增加负担，还能规范发展。“这是今年最好的政策。一年能减免税收好几十万元，在外招工、谈生意的底气也足了”，王年刚说。

　　即便是对于年利润仅3%-5%的微利个体户，税收减免也将促其正常生存，并能让企业家真正了解自己的资产、成本和盈利能力。

　　“三转一市”

　　温州市场主体规模普遍偏小。全市40.7万个个体户中，注册登记100-500万元的仅766户；全市10万余家民营企业中，统计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50家，中型企业只有669家，其余都是小微企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始终缺乏央企的带动力，缺乏大财团、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主要凭中小微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

　　“个转企”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一步，政府已规划今年改制20000户、三年内改制35000户的任务目标。

　　王年刚告诉记者，前几年之所以没有意愿，除考虑税收压力外，也对整个转制程序的繁杂有所畏惧。但动员大会的第二天，老板，也就是转企后的董事长，便迫不及待地奔忙去了，让原本可能耗时一年的程序，最终在20天内完成。

　　接下来的数月里，温州将迎来“三转一市”的高峰期。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温州3.5万家工业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4289家，仅12%左右。

　　此外，温州境内外上市公司仅12家，只占浙江省的1/30，融资不过173.19亿元，发行公司债也只有28亿元。

　　“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企业不达标，很大原因在于氛围营造不够、上市环境较差。”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表示，面对成本上升、管理精细化以及宏观市场的转变，温州已经在如狼似虎的竞争中渐处劣势。

　　对于政府而言，提升企业层级已是当务之急。眼下，“个转企”已经完成11800多家，并且距离今年实现500家“有限转股份”的目标也日益拉近，另还有50家股份公司今年内将进入上市准备阶段。

　　“政府终于出手，这是最为积极向好的信号。”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评价。

　　温州产业升级过慢，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家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源于企业缺乏向上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不引导，则绝大多数都安于现状。在林毅夫看来，与温州一岭之隔的台州市，早年同样依靠小商品经济起家，各方面条件均与温州几乎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效力。“台州之所以避免了危机，就在于企业提升、产业升级相对成熟。例如，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台州政府给予了莫大支持”。

　　回归实体

　　与“三转一市”同转的，还有“虚转实”。这方面，市场给温州狠狠上了一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温州因此前自发进行过投资结构调整，暂未伤筋动骨。当中央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并推行十大产业振兴政策后，温州民间资本便信心满满地大举杀入房地产、矿产和新能源等领域。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中半数以上涉足楼市。全国地市级和县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大部分由温州人牵头开发。

　　“那时，温商连四、五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也不放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旧城改造，开发商几乎全是温州人。”温州市副市长朱忠明回忆道。

　　2011年，国家信贷政策全面收紧。4月，涉及前述领域的温州企业开始资金链紧张，被迫转向民间借贷，促使当年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从年初的23%上升至9月份的25.4%，导致1-7月份规模以上企业财务成本同比提高43.5%。9月，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上百位企业主出逃，两百多家企业倒闭，多位涉及民间借贷的人士自杀。温州瞬间成为区域性金融风波的重灾区。

　　朱忠明说，当年比较“笨”的企业，不懂房产、股市投资，眼见别人的资产以亿元级增值却从未出手的人，当下不但生存无忧，还能稳步做大、利润可观。“而当年赚大钱的，第一桶金挖够了的，现在无人不亏。”

　　惨痛的教训让温州人明白了“脱实就虚”之害。

　　一位投资矿产失败的温州老板告诉记者，初中文化的他曾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在企业逐渐变相成为融资平台后，大手笔投资频频出手，直至巨亏3亿元。

　　至于原有的“熟人社会”及其创造出的担保链模式，温州如今的企业家基本再不会仅凭一通电话就借款往来，审时度势和一纸契约，开始受到重视。

　　“企业家终于变得趋于理性，尊重契约精神。”朱鲲说，原有模式已彻底摒弃，过度信用所导致的滥用也已经消失，洗牌、阵痛可让整个城市的商业文化向前进步十年。

　　规范缺失的温州“草根经济”，开始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