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不改革的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围绕“改革”和“开放”，各类建设性观点互相交汇碰撞，局部的解决方案与全局的顶层战略，短期的应对式调整与长期的深层变革，不断见诸报端。

　　如何把握当前形势下诸多政策推进的风险，以及如何进行管控，走好走稳中国改革的每一步棋？就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深化改革时代到了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转型期，主要存在哪些风险？

　　张燕生：整体而言，中国转型期的风险分为两类，一是改革的风险，二是不改革的风险。改革的风险在于，在当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减速的情况下，如果做比较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企业和银行、中央和地方都会比较难过，进而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很多重大领域的改革都有双刃剑的效应。比如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是否会造成政府治理能力下降？简政放权的同时如何增强政府在维护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的责任，其实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中国下一步要着力建设的法治政府，有大量的包括食品产品安全等方面的履行责任，而不是更少。再如现在舆论认为，金融和国际收支领域的改革是比较迫切的，而且相应的一些改革条件是成熟的，因此就会加快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并促进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实际上金融领域有一个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认为金融的价格调整速度比实体经济快得多。因此，金融的风险比实体经济来得也快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担心，一方面金融领域迫切需要改革；另一方面，如果这一改革不能够比较好地管控金融风险的话，就容易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举例详细说明下？

　　张燕生：现在舆论认为中国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有着巨额顺差，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方面，都可以动作大一点。但从今年上半年的三件事看，我对这种自信是持怀疑态度的。

　　其一是1到4月份海关数据出现了失真，原因主要是套汇和套利。贸易项下的套汇套利，还是比较带有实体经济性质的，相对其他管道的套汇套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资本项目管制的时候，已经存在多管道的套汇套利。这容易导致对宏观经济形势产生误判，以为外贸形势发生了显著好转。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需要反思。

　　其二是5到6月份银行间利率的异常波动，就是人们讲的所谓“钱荒”。中国一方面说流动性太多，一方面又是短期流动性不足，核心原因是什么？这方面争议很多。现在如果日元大幅贬值，或美国量化宽松退出，或国际唱衰中国经济前景等因素，对中国都会造成不确定性的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和流出变化。2011年的9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和今年上半年的金融和汇率变化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趋势随时都可以转向。因此，在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下，如果央行所采取的措施不能给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就可能带来金融秩序的紊乱，甚至很有可能造成不可预见的金融风险。

　　其三，当安倍经济学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速，因此人民币明显大幅度升值，这样就明显增大中国贸易企业的经营压力和不确定性汇率风险。这些问题都告诉我们，即使每一个单项的措施是对的，但是汇聚在一起就可能产生风险。

　　《财经国家周刊》：以中国现在的政经形势，不深化改革的话，会存在哪些风险？

　　张燕生：从系统性风险来讲，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会不会越来越像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美国？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率持续下降（包括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2002年以来，美国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也持续下降；经济虚拟化程度持续上升，最后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空心化的困境。对比而言，中国现在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困难，创新驱动不足，实体经济脱胎换骨的转型面对“缺技术、缺定单、缺人才、缺资金、缺规范”的困境，不深化改革，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个坚实基础就会落空。

　　房地产方面，根据统计局数据，70个大中城市只有温州房价下降。原因是温州房地产泡沫破灭，陷入了发展困境。泡沫破灭的原因是，2003年以来，温州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对矿业的投资持续上升、金融的炒作持续上升，坚守制造业越来越困难，一直到泡沫破灭。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会不会还有城市像温州呢？

　　其次，中国绝不能像1990年以前的日本。当时日本房地产价格、汇率升值的速度和海外投资的速度都居高不下，最后陷入了二十年的停滞和衰退。和美国相比，区别主要在汇率持续上升。美日都是房地产泡沫，中国如何规避呢？如果我们的房地产泡沫很大，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居高不下，这样会不会最后陷入日本病呢？

　　另外一个不深化改革的风险，就是要汲取苏联的教训。触动既得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变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很大的非经济层面的风险。人们对于腐败、官本位、官商勾结以及“君子爱财，取之不有道”等现象，包括一些民营企业不择手段、一些国有企业寻求垄断等问题都存在相应的情绪。总之，改革和不改革都面临一系列问题和风险，我个人觉得全面、系统、深化改革时代到了。

　　慢就是快

　　《财经国家周刊》：推进全面、系统、深化的改革，最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张燕生：必须注意到，当前这个时代从发展看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恰恰也是一个经济内部不稳定和高风险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结构战略调整，这个“加快”和“慢就是快”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处理好。什么叫“慢就是快”？就是没有看准相关措施的多方面影响，就不要急着出手。如果重大改革的措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不符合现阶段和具体国情发展的需要，理论上再好的政策，推行下去都可能触发风险。

　　所以全面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全面加快结构战略调整、全面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以WTO为例，永远不要忘记WTO的开放倒逼改革用了15年（1986到2001年）。这15年过程中，中国的重点始终还是市场化改革，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不认为仅仅是开放。从法律法规一直到各项政策，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各个省、各地各个企业为了应对WTO“狼来了”的“狼冲击”，长期做了战略调整、结构调整和体制调整。尤其是90年代国企的脱困，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和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纺织工业的“限产压锭”，中国的资产负债状况做了比较长期、深入、系统的改善工作。有人以为WTO一加入马上就变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入市之前的15年，中国做了长期的准备和应对。但是加入WTO以后的十年，改革开放的进度放慢了。所以我觉得WTO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入了以后就推动我们开放了、改革了、发展了。

　　当前如果没有长期的从上到下、多个积极因素调节和长期的应对，则会面临更多的风险而非机遇。每一环节和层面的调整、开放和改革都在机会下蕴藏着风险，一旦应对不当，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应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类局部的微观风险？

　　张燕生：比如说金融。国际收支方面，短期资本在套汇套利的时候会大规模进来，变成外汇占款（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是基础货币）大规模增加，乘上货币乘数，就等于国内的流动性大规模增加。央行先是用央票，后用准备金的方式（对冲）把这些资金搬到了央行，那么商行就会紧货币，往往导致小企业融资环境恶化，实体经济转型在资金方面缺血。反过来讲，当“国际大嘴巴”唱衰中国，宣扬中国经济马上要硬着陆的时候，大规模短期资本突然外流，外汇占款大幅下降，中国就会出现暂时性“钱荒”。虽然央行可以采取措施对冲，但往往是不完全和滞后的政策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起对于短期资本流出流入的系统性监管。如果短期资本的短期流入流出量越来越大，长期国际收支状况不可预见的风险越来越大，一旦叠加在一起风险就会变得很大。

　　现在总认为我们的顺差太大，而忽略了潜在的问题是：中国顺差的结构显示，服务贸易是逆差，而且越来越大，其中旅游过去是顺差，从2009年开始变成逆差，而且去年逆差超过了472亿；一般贸易是逆差，只有加工贸易是顺差，而加工贸易是随时都可以走的，因为它的8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外资不在中国寻找农民工的时候，这部分的顺差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随我国综合成本上升而转为大幅度减少。

　　如果下一步，资本项目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就会大幅度增加。现在加快实施“走出去”，直接投资的部分，我估计3到5年会变成平衡甚至逆差。随着资本项目开放，证券投资也很可能出现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拼命扩大进口、拼命帮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做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如保税进口），一旦形势逆转中国怎么办？中国没有用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建立可持续的一般贸易的顺差，一旦出现逆转，就可能会措手不及。

　　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个坚实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化解系统风险的着眼点是什么？

　　张燕生：宏观的、系统性的、制度性的风险不是市场工具可以对冲和管理的。应对市场上的风险，企业自己会去做，银行会去做，市场也会调节。但是出现了像美国1929到1933年那种大萧条的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和出现了像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系统性风险。管控就是尽可能地把国家资产负债表、银行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调整到健康、良好、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房地产的泡沫绝对要百分之千地控制住。

　　所以开放中的风险、改革中的风险、发展中的风险和这三者之间不协调，如过快、过慢或者是跟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客观规律不相匹配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都需要加以重视。

　　化解系统风险，尤其需要注意帮助企业能够始终坚守实业和创新。当前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其一，全球和中国的需求萎缩和成本上升；其二，产能过剩的叠加。即过去十年泡沫时期所形成的重化工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的过剩产能；过去三十多年外贸所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全球与中国减速的情况下凸显过剩；过去五年光伏、风能，也就是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形成的过剩产能。其三，贸易摩擦、保护主义和汇率过快升值，都会形成企业不可预见的外部风险和政策风险。如果实体经济的调整在未来5到8年不能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经济将付出长期调整的代价。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调整策略是什么？

　　张燕生：贯彻执行“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个坚实基础”，加快推进供给管理政策。

　　第一，结构性减税。但这很快就面临一个宏观上的困境，即财政支出是刚性的，而财政收入在下降，如果进一步减税，财政状况就可能会恶化。解决方案是，在准公共品，包括交通、市政工程等领域，政府出台相应激励政策，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即可。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个人粗略估计，大致可以节约财政资源1万亿左右。这笔钱可以做农民工市民化的培训、职业教育、基本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等，也包括对企业进行实质性的结构性减税和施惠大众的民生改革。

　　第二，政府放权。必须承认，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两次危机应对中，政府的作用是增强的，跨国公司500强和央企的作用也是增强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能够减少对经济的直接管控和干预，而且打破跨国公司500强和央企在诸多领域的垄断，也包括很多新增权力的垄断，让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加快调整。这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三，产学研联合研发创新。过去三十年，我们企业的优势主要是低成本和低价格，现在转向创新驱动，那么就需要有一整套政策组合来促进这种转型。尤其要切实解决技术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即中小企业所迫切需要的公益性、非盈利的技术开发、技术应用、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组织的支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有1.8万名技术开发和服务人员，有60多个研究所，在7大领域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其经费有1/3来自财政拨款，1/3来自公共经费资助，1/3来自企业有偿技术服务。台湾工研院也是这种技术开发服务机构，被称为第四支创新力量。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能够做公益性、非盈利的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公共服务吗？

　　第四，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巨大挑战。因为很多银行在过去十年，在泡沫产业有大量信贷，在过去五年在新兴产业有大量信贷，在地方融资平台上有大量信贷。如果同时要求它们加大对于实体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小企业的扶助，就有可能会加快它的风险积累。这也需要配套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

　　最后就是低碳发展。比如当下对北京而言，明明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但全球性的人才、企业和创新资源都在流失，原因是雾霾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房地产泡沫造成居住成本持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