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平：推广国企改革“深圳经验” 国资委可转型资产管理公司

　　2003年前后深圳的国企改革涉及十多万员工的安置，其中三分之二留在了企业中，通过改制实施员工持股，把劳动者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形成命运共同体，既解决了员工下岗的安置问题，又解决了企业发展的机制和动力问题。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资金来解决员工的基本保障，我认为是对的，宁肯保员工也不要保企业。

　　已经从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长职位上退休的张思平，一直以“敢想”、“敢说”、“敢干”著称。

　　作为研究经济学出身、从政多年的学者型官员，张思平曾是深圳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兼具体的组织实施者。退休后，张思平创办了社会智库创新发展研究院，仍在致力于建言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创新。

　　2015年，研究院向深圳市政府送交《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以下称“改革万言书”)，其中提到，深圳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应学习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经验，把国资委和投资控股公司改造成以资本运作为主的资本运营公司，使国资委加快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随着《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及系列配套措施的相继公布，以及地方层面的方案出台，2016年被视作国企改革的落实年。下一步，国企改革将如何进一步推进，将是关键。

　　近日，张思平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谈及这一轮国企改革，张思平的“深圳经验”方法论始终贯穿其中。他指出，深圳在很多方面的先行先试实践能够推广到全国；同时他认为，在某些已经充分探索的领域，国企改革的步子应该迈得再大一些。

　　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关键是国企改革

　　《21世纪》：你怎么看待当前国企改革的形势？

　　张思平：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正确，其中，我认为成败的关键恰恰在于国企改革。

　　我们存在产业结构失调的问题，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国有企业的问题尤其严重。这些年国企大量渗透、扩张到产能过剩行业，而又没有相应的优胜劣汰机制去顺应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转型、退出。库存积压，产能过剩，企业还在靠政府支持、银行贷款勉强生存，也就是我们讲的“僵尸企业”。

　　所以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对国企“动手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仅仅还是采取行政手段、政府优惠政策来扶持，能够使产能过剩的产业达到暂时的供需平衡，但仍然隐藏着极大的隐患，未来若干年可能还要再来一次结构性改革。

　　《21世纪》：在结构调整的形势下，国企改革的目标应该侧重什么？

　　张思平：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使得做决策时有繁多的程序和规定，效率较低，无法很好地适应市场迅速变化的要求；其次，在动力机制方面，国企经营者的动力也不如民营企业强；再者，民企有着在市场化大潮中发展起来的灵活机制，而国企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要与市场全面接轨，恐怕难以做到。

　　这就决定了在竞争性强的领域和行业，国企真正能做强做大的只是少数。2003年之后，深圳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布局调整，大量劣势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通过员工持股、改制，变成混合所有制，剩下的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营。

　　从深圳的改革实践来看，国企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当然在重要的、少数关键性领域，可以强调做强做大。现在的主要矛盾应是调整、退出，以适应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21世纪》：在调整、退出过程中，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所涉及的职工安置问题如何解决？

　　张思平：2003年前后深圳的国企改革涉及十多万员工的安置，其中三分之二留在了企业中，通过改制实施员工持股，把劳动者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形成命运共同体，既解决了员工下岗的安置问题，又解决了企业发展的机制和动力问题。

　　这是深圳的一个基本经验。当然，各地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中央这次还是下了决心，也考虑到了社会的稳定。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资金来解决员工的基本保障，我认为是对的，宁肯保员工也不要保企业。

　　国企应真正推向市场

　　《21世纪》：去年创新发展研究院的“改革万言书”中提出深圳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什么？结合深圳的经验，你倡导什么样的路径？

　　张思平：核心在于把国企真正推向市场，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深圳曾率先进行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了国资委(国资办)，组建三家资产管理公司来运营下面的六十家国有企业，形成了三个层级的管理体制。

　　但这个探索并不是太理想。当时提出通过授权经营，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所有权本身就包括了资本的经营，二者不可能分离；并且，在实际运作中，国资委和资产管理公司这两级出资人有很多问题无法协调，造成体制上的相互扯皮，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2003年到2004年间，深圳又撤销了三家资产管理公司，由国资委直接行使出资人的权力。

　　为什么这一次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没有把企业推向市场。国资委和资产管理公司应该仅仅扮演出资人的角色，哪个企业赚钱，就投资哪个；反之则退出。实现投资组合的不断变化，以企业的盈利和发展为最终目标。

　　第二，没有彻底实现政企分离。在当时的深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运营过程中，实际上政府还是通过行政手段在参与、影响企业的经营。

　　《21世纪》：深圳之前提出，要把国资委的角色转变，你对此怎么看？

　　张思平：深圳在前些年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时已经提出了方案，把国资委的角色转型为淡马锡。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国资委只考虑资本的布局、安全、回报，真正实现向管资本的转移。

　　从深圳的情况来看，国资委向淡马锡转型的改革阻力已经并不太大，可以先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也可以直接把国资委改为资产管理公司，人员待遇市场化。特别是年轻人还是乐于接受的。

　　《21世纪》：《指导意见》中提到“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你认为推进的突破点是什么？

　　张思平：我认为核心在于推进企业经理人的市场化。

　　现在国企很多要素，包括产品的采购、推销，到一般员工的招聘，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唯独最重要的要素——企业经理人的选拔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主导，没有放权给董事会，造成了经理人与董事长的矛盾、经营班子与董事会的矛盾，从而引起内部决策体系的矛盾，这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根本原因。

　　深圳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而且做到了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半数以上，经营班子中副职人员由董事会直接聘任，国资委和有关部门只管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人。如果再改革，应该把选拔总经理的权力也下放给董事会。

　　鼓励地方大胆探索

　　《21世纪》：《指导意见》“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深圳在这方面有何经验？

　　张思平：十年前深圳就已经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的300多家企业一次性纳入了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当时涉及到3万多人，大概200亿资产，前后将近经历了2年，我亲自组织实施了这几百家企业的划转。

　　但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解决了党政机关把所办企业当做自有领地、小金库的弊病。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是改革阻力非常大，要想真正实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由各级党委强有力地推进。

　　二是要防止回潮。防止名义上划给国有资产管理，但实际上又委托给原来的单位。

　　三是要以退出、调整、重组为主进行整合，不能纳入到国有企业中沉淀下来。

　　四是注意员工队伍的稳定。党政机关所办的企业非常复杂，有的靠着政府部门特殊的政策和庇护来生存，划过来后没有竞争力，企业养老保险待遇跟事业单位又有差异，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要对这些企业给予支持和资助，采取托底的办法保证员工队伍的稳定。

　　《21世纪》：你对地方国企改革有什么建议？

　　张思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资分开的原则，国有资产按投资关系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别行使出资人权利，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改革应该有主导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只是提供指导，不能将指导变成监督管理，更不能变成上下级行政领导，否则有可能变回到计划经济下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因此，地方的改革要允许地方有相对独立性，而不是完全按照央企改革，用行政的手段照葫芦画瓢。比如，不一定要求地方的国有企业都要搞公益类和商业类的划分；不一定要成立资产经营公司；改革目标更不要提做强做大，甚至不用提控制力、影响力，保障一个地区的正常运作，提高活力就足够了。

　　比如深圳的国企改革已经推进了多年，形成了一套适应深圳地区情况的国有资产监管、国企发展等机制，应该允许和鼓励继续大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