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学会在会场上解决矛盾

　　冯仑是个大家都不陌生的人，其思想已决定其身份不仅仅是开发商，更是一名社会改革的观察者，作为“意见人士”，冯仑对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从体改委到下海经商，完成体制内外的转变，冯仑只用了几年时间，然而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他却保持了22年。

　　事实上，观民企冷暖可知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凉热，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来自一线民企的声音就变得掷地有声。

　　“社会基层，如居委会、NGO、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整个社会转型中最容易做的部分，应该先改，”冯仑认为，社会转型有三个层次，即社会基层改革、政府改革、政党制度和国家体制改革，三个层次依次进行才能保证改革平稳有序。

　　基层改革是破题之作

　　《21世纪》：改革目前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共识，你认为中国社会改革的路径究竟在哪？

　　冯仑：社会转型分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社会基层改革，是社会组织的重新梳理，改革居委会、NGO、事业单位等社会的微细胞。这是整个社会改革中最容易做、最不怕出问题的部分，因此应该先改。

　　过去10几年，村镇选举、街道自治、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改革正在摸索；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保护也已启动。中国要由封闭的传统社会进入到一个开放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公民的自组织，实现政府和社会分离。

　　第二个层面的改革是政府改革，就是使政府由直接分配资源、直接作为“看得见的手”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细节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性政府主要管三类事，第一是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纠正市场失灵；第二是提供公共产品，使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应对突发状况。

　　这些改革完了，才能上升到最顶层——国家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党的权利如何设置、人民的权利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社会各利益主体如何参与国家治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等等。

　　《21世纪》：这是否意味着，在社会改革方面也存在改革次序的问题？

　　冯仑：的确，现在我们一讲改革，太过于集中在政党和国家体制的改革上。我认为30年之内不必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最急迫的事，未来中国最重要的是社会基层改革和政府改革。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企业和价格改革开始的，从1984年企业改革开始到2001年金融改革经历了近20年。同样，社会改革也应该先从社会的微观细胞改起，然后政府改革后的部分职能就能由社会组织承接。

　　用效率的方法实现公平

　　《21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21年，你认为这一制度在今天是否落到了实处？

　　冯仑：方向、路径是对的，个别政策还有偏差。

　　经济改革的最终结果，是用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市场是效率，社会主义是公平，应该用效率的手段达成公平的目标，而我们这几年企图用公平的手段达成效率的目标，这不对。

　　在新加坡并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比如市场上雇人需要1000块钱，老板只愿意出500，那政府补贴老板500元让他去雇，这样可以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效率。如果把这个钱补给工人，工人就不干活了，社会效率会降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的目标。

　　经济改革的下一步，要尽可能用市场的办法刺激效率，然后用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来保障公平。同时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要用政府“闲不住的手”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要做到政企分离。

　　《21世纪》：作为民营企业家，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冯仑：民营经济总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好，从市场进入、社会认同方面都有所进步。现在困扰民营企业的是，我们总是被迫做两个选择题，我们既要做市场竞争的选择题，又要做市场和产品之外的社会制度的选择题，这样就会分散精力。

　　民营企业希望拥有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同时建立良好的法制基础和有效的社会治理，降低制度成本，然后我们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承担好企业社会责任、照顾好员工。

　　《21世纪》：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冯仑：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始终在解决两个问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我们用了50年发展经济，用另外50年解决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反思历史，究竟应该在哪解决问题？我们已试验了三种方法：一种是宫廷，比如光绪、慈禧宫斗；还有一种是广场，在广场上搞群众运动；再有就是战场，用军事斗争来解决经济成长之后的社会矛盾。遗憾的是，这些都是高成本的方式。未来，我们能不能在会场解决？会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温和、缓慢、低成本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转型中的最大挑战就是，当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政党组织、不同社会力量对转型这件事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宫廷、广场、战场还是在会场解决？希望我们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

　　其实，民主就是能够把不同意见有序、按规则地纳入一个议事程序，最后经过讨论大家取得妥协、尊重多数。未来20年，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智慧尽快建立这个制度。

　　《21世纪》：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冯仑：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面对社会转型，政府能不能找到解决危机和冲突的有效方法。这个过程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突发事件和社会动荡，使企业中断经营，企业家又得被迫去做选择题。如果政府能够理性地引导我们用民主和法制的方法来解决民意表达和危机冲突，我就不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