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进口不能解决煤炭业问题

有报道称，5月初，国家能源局召集煤炭、电力相关企业开会，征求对《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这个《暂行办法》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内容是，拟限制煤炭进口，并对进口商设定准入门槛。据悉，国家能源局出台这个规定，是呼应了煤炭行业的要求，煤炭行业的人大代表已经联名上书要求抑制煤炭进口。但是，五大电力集团认为这一政策不符合市场规律，不利于国民利益，同时对环境保护作用很小，因此向国家发改委表示了抗议。看来，国家能源局的这个《暂行办法》要正式出台，还需要经过煤企和电企之间的反复博弈。

在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以前曾经依托扩大投资而获得较快发展的煤炭企业面临的压力是可以想像的。汇丰控股日前公布的中国5月份PMI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只录得49.6，又回到了“荣枯线”之下，表明众多企业面对尚未复苏的市场，为了避免库存增加，只能收缩开工，这直接造成了对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产品的需求量下降。

压力之下，煤炭企业要求国家限制进口，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据国际煤炭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1月到今年1月，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国进口的褐煤共计9941万吨，在国内煤炭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再这样大幅度进口，似乎有点不讲“社会责任”。但是，如果联想到我国的一些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常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的打压，这种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一向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所反对，那么，当国外煤炭商向我国出口煤炭，并且尚未形成市场倾销的情况下，由政府来出面限制海外市场对我国的煤炭出口，其理由显然有点牵强。

煤炭企业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托住国内低迷的煤炭价格，这样做并不符合市场的根本利益。一些煤炭的消费大户为什么会采购进口煤，其实并不是不讲“社会责任”，而是用进口煤更有经济利益可图。我国的煤炭矿藏集中于北部和西部，但煤炭的消费大户却集中于南部和东部的沿海地区，北煤南运、西煤东运成为煤炭供应的基本形态，煤炭价格在运价的掣肘下无法降下来。在我国煤炭终端销售价格的构成中，把我国西部地区的煤炭运到东南沿海地区，其物流成本占到整个价格的50%以上。相比之下，反而是从国外进口的煤炭，由于是在海上运输，其物流成本低于国内陆上运输的成本，它对沿海地区所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很显然，如果关上煤炭进口的大门，或者抬高煤炭进口的门槛，一个必然要出现的结果便是，煤炭用户将为此付出更高的费用。这样一来，煤炭生产企业的利益似乎维护住了，但下游企业只能将这种成本转移到它的产品上去，最终只能是由终端消费者来承受。煤炭作为一种基础能源，其价格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物价指数有很大的影响，煤价的上涨必然会挑起煤电价格联动，电价随之上涨以后，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产业的价格上涨，物价指数也会受到影响而升高，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民众利益将受到损害。因此，从国外进口煤炭，即使是要讲“社会责任”，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目前我国煤炭企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一二十年为了推升GDP而进行的投资扩张所种下的苦果，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蜂拥进入煤炭生产领域，其中地方政府的引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煤炭储藏丰富的资源大省，煤炭甚至成为支撑整个省份GDP增长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的拔苗助长使煤炭行业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正是这种在“看得见的手”推动之下所出现的快速增长，造成了煤炭行业的畸形发展。一些地方出现的“煤老板”成为暴富者，可以在房地产市场上一掷千金，但煤炭资源却遭遇了掠夺性开采。它除了不断地制造血腥的矿难事故以外，便是使正常的煤炭供需关系失衡。从这一点来说，目前煤炭市场出现的压力，正好是利用市场机制来调整扭曲的煤炭市场的一个机会，它可能会使煤炭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有的甚至不得不关门大吉，但却可以让煤炭行业在市场机制的倒逼之下走上良性轨道。

因此，对于煤炭行业来说，目前最需要做的不应该是呼吁政府动用行政之手来对它们进行“保护性干预”，将其国外的竞争对手隔离在国门之外，而是需要顺应市场变化，压缩产能，改变目前这种对煤炭资源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局面。特别要看到的是，目前我国已经面临资源枯竭的现实威胁，即使是从给子孙留一口饭吃这个朴素的道理来讲，煤炭行业也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

（东方早报，201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