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中国梦”离不开好福利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福利都来自于自发的人道济贫救急活动。1883年，德国宰相俾斯麦颁布了《疾病保险法》，这个法律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产生的标志。自此，政府和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对等义务关系：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公民缴税，并参加政府组织的社会保险；另一方面，政府利用财政资源向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失业保障等福利。福利逐渐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享受。通俗点说就是既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羊就要享受幸福生活。

今天，福利权（又称社会保障权）被国际社会普遍确认为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1948年12月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福利权不属于公民生命、自由、财产在内的第一性的权利，却涉及到公民与政府权责是否合理以及再分配是否正义的问题。

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也建立起现代国家福利体系，但它却存在着严重缺陷：首先是城乡差别下的公民歧视，社会福利仅用于城市公民；其次，享受福利的公民等同于被国家终身雇佣，完全丧失自主选择权利；第三、国家给城市公民提供各项福利是建立在抑制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公民以低收入换来福利待遇。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福利供应效率低下，再加上国家雇员超编和老龄化问题，国家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政府被迫进行福利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社会福利责任降低了，政府财政负担减少了，尽管或许提高了效率，但却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福利的不公平状况，反而使得社会福利的覆盖面缩小了，享受福利待遇的人群更加集中，进而扩大了社会贫富、城乡收入的差距。政府这种甩包袱的行为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福利的诸多畸形，说白了就是只刮毛，不养羊。

高税收下的差异

正如我在《在高税收和低福利的通道上还能走多久》中指出的，当前，中国这样一个高税收的国家并没有给民众带来高福利，而是低福利。究其原因在于政府与民争利，通过权力的不对等博弈，把本属于普通民众的福利，用在了特权阶层的不正当用途上。据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09年全球180个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国与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个非洲穷国，一个加勒比海小国）一同排在第79位，得分仅有3.6（10分为满分）。而留给民众的是这样一组数据：

1、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中国每年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人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

　2、截至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3.48%，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早在1993年政府作出的承诺“教育经费占GDP4%”到现在还是天方夜谭。依支付能力，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是世界最高，每年教育总支出约人民币11万元，但按人均GDP世界惯例算，日本的学费总支出相当于中国居民支付3550元。与日本相比，中国大学费用每年支出10000元以上，堪称世界第一。

3、中国城镇住房90%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供应量只占到整个城镇住房体系的5%左右。从2000年开始，保障房建设日益被边缘化，从长江证券一份研究报告获悉，从1998年房改后，除了1998年与1999年经适房投资占住宅投资总额的比重呈上升外，从2000年至2007年这一比重一路下挫，其中2002年、2004年与2005年经适房投资建设更出现负增长。

原是民众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一项一项都演变成压在人们头上和心上的大山。

中国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却远远不及法国。以法国为例，法国人一生能享有400多种福利补贴，政府每年从国库里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各种福利补贴。孩子从母亲受孕后的第五个月起，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这400多种福利。

法国再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全民享有，包括农民和外国人，越穷享受的福利越多。外国人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能和法国国民一样享受某些福利，没有任何歧视。仅教育一项就有幼儿补助、父母育儿补助、孩子上学补助、上学补助等多种福利，只要你符合规定条件就能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

必须增加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

高税收不一定让人过的不幸福，但是高税收、低福利肯定会让人痛苦，而人对于痛苦的忍受都是有限度的。要改变我国目前福利与税收不合理的状态必须双管齐下，在降低税率，减少人们尤其是中低阶层者不合理税收的同时必须增加政府的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很显然，增加财政的福利支出是最便捷的办法。
　　据凤凰网在2009年4月的《中国发展报告中》中指出的：“我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明显偏低。在过去5-10年时间，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2003年突破2万亿，2005年突破3万亿，2006年超过4万亿，2007年超过5万亿，2008年则超过6万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07年的20.8%。但是，2005年我国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财政性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5% 。2005年，我国含社会保险的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性支出仅为27.1%。”

根据这样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就连与转轨的国家相比都有差距。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低税收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 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这些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而我们的近邻韩国的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3.3%增至2010年的9.0%，增加了173%。2004年韩国福利预算为32万亿韩元，而到2007年增至61万亿韩元，3年内翻了一番。2010年的福利预算编制为81万亿韩元，占韩国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27.7%。因此，只有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才能提高中国幸福指数。

或许中国是最没有理由不增加社会福利的国家，但是每每谈到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的补助时，就有一些政府官员会跑出来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财政很困难云云。当然，我们的官员都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如果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看，发展是运动的一种，一直到地球爆炸，中国肯定将永远地处于发展中，因此，忽视公民的福利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政府的财政的确是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我国是46％。也就是说：他们国家的官员用掉税收的1％－2％，中国的官员要用掉46％。我们当官的比别人多吃20-40倍。我们的财政很困难。

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中国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公款吃喝却是日本的1000多倍。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我们的财政真的很困难。

决策失误，看不清的无底洞，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我们的财政不得不困难。

只要公民没有话语权，增加政府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注定就是困难重重。

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治标不治本

既然社会福利属于再分配领域，那么在当前的政府与公民、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权力悬殊的情况下，投入增加同时可能意味着掠夺的增加。如果权力监督只是痴人说梦，如果权力没有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其相互制衡的话，政府再怎么增加公共支出的话都无异于泥牛入海，因为人的欲壑是无止境的，一帮没有监督的当权者只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吞噬民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良好的意愿和想法，都可能异化为又一次的社会不公。即使如此，增加投入总归是好的，何况就这么一点小的愿望，我们现在还可望而不可即。

（文章原创于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