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应唤醒的人性共鸣

　　4月16日下午3点23分，黄洋离开了人世。这个复旦大学医学院在读研究生，生命在经历长达半个月的毁损与折磨之后，像失去最后劲道的时钟，停止运转了，将巨大的悲痛与惊愕，留在这人世间。

　　黄洋所中剧毒，是N-二甲基亚硝胺，属高毒类，接触后与可引起肝、肾损害。这药，溶于水中，肉眼无法识别。投毒嫌犯，是黄洋同寝室的林某。据说，此人已对警方供述了毒害黄洋动机，警方尚在核实，在一个“重证据，轻口供”的年代，没有实证之前，不宜对嫌疑人妄下判断。

　　不过，即便是复旦研究生投毒事件在未来会惊天发现，我以为，这起已经让全社会极度震惊的悲情事件，最终聚焦的落点，都应该是唤醒对人性的共鸣。

　　我们对人性的麻木与轻忽，往往就体现在太多日常的细节情境之中。

　　4月3日那一天，受难者黄洋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当晚，施难者林某在观看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那部电影的结尾，小四在拥紧小明的时候，将刀深深地刺入了小明的身体，猝不及防，残酷无比。

　　小四是喜欢小明的。但是，任其劝说辩解，小明都没有动摇。小明没有为小四改变，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都难以为个体改变。问题是，在不能改变别人的时候，在不能改变外围环境的时候，我们太多人没有懂得如何改变自己。

　　那部电影，其实也是来源于生活真实。1961年6月15日,台北建国中学初二学生茅武，在牯岭街上杀死了谈过恋爱的女生，被判型入狱。整整30年以后，与茅武同届不同班的杨德昌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展示了鲜血淋漓的残酷青春，震撼了无次人心，带来关于人性的深度体验。

　　生活比艺术更残酷。20多年以后，这个春天的复旦校园，弥漫着依然是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只是，这一次，毁损生命的，不再是刀，而是毒，这是一种制造青春罪恶与创伤更加无形的武器。

　　或许是我总是对文化力量抱有太高期待，比如，我现在就想，如果林某在投毒之前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他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他对人性价值的认知，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后来，黄洋师兄收到那条提醒注意一种化学药物的陌生短信，让案情获得重大进展，让林某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就是在印证，人性终究能够引起共鸣，有时来得太晚，只是因为缺少某种力量驱动。

　　世界最深的地方是人心，要探测一个人的心灵深度，实在不容易。人心深度其实就在细节中，体察人心的变化，才能及时寻找到救赎沦陷人性的路径。

　　受害者黄洋是个自强自立，学业优秀，善良孝顺的草根青年，他的不幸遭遇是父母、学校、社会的不忍承受之重。但是，这不意味着，施害者林某就没有遭遇人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讲，他的命运同样值得悲悯与惋惜。林某是听从家长的意见才学医的，他在微博上流露过与导师之间的矛盾，他长时间从事的课题实验，就是将N-二甲基亚硝胺的剧毒物质注入老鼠体内，而他对老鼠与生俱来的恐惧，这种实验成为他生命的煎熬。同学说“有时他像个小孩，胆小、善良”，他把自己称为“怪人”。

　　于是，又有猜测说，林某投毒是用室友做实验。每一种猜测，都是对人心的探触。如果每一颗人心，每一种人性，都能得到充分重视，都能获得重大发现，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个体人性在慢慢变异，让人心“中毒”，最后，这样的“毒心”又转移到离他最近的人那里，进行残忍地毁损与吞噬。从这个意义讲，越是个体的，就越是人性的，最后也就越容易成为公共的。

　　剧毒既下，生命危矣。现在，我们不禁要问，当林某在人心的战场上，让内心的魔鬼与上帝在缠斗的时候，为什么没能有及时人格教育来为他的注入善良的力量?为什么大学没能有珍贵的生命教育来让他懂得对人性的敬畏?为什么社会公共治理的秩序没能在他内心形成及时足够约束自我的效应?

　　回过头再想，清华当年发生过学生伤熊，后来又发生过“朱令铊中毒事件”；复旦当年发生学生虐猫，现在又发生了研究生投毒。此外，还有北京大学的铊盐投毒事件，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杀人事件，扬州大学秋水仙碱投毒事件，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事件，一个个青春扭曲的心昭然若揭，应该催发人们关注每一种人性变异的细节。

　　何时青春不迷茫，谁的青春不迷茫。当这个社会还有太多的生命游荡在中毒与施毒的边缘，如果还是不能尽快用信仰、道德，伦理、自由、权利、制度及时配制一剂疗治人心的良药，让每个承担起重建人心的自觉责任，让整个社会都迎来对人性的普遍共鸣，最后也就不可能迎来良好社会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