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减三成行政审批，减哪些？

日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的“减法”提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他说，“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政府部门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做减法”。比如，他建议取消公共场所wifi个人身份认证，取消对民企海外上市的政策限制，这两项提案都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关乎民企长远发展。而眼下，很多地方对于公共场所仍然实施了严厉的各种限制，民企海外的投资的壁垒依旧牢不可破。

实际上，“减法”改革亦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推力。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刚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更是提出要“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显而易见，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内容，也抓住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重点。温家宝亦曾坚定地表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

如果说中央层面的改革举措，意在从战略上确定大方向，那么李彦宏的“减法”提案，则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即刻“接地气”的举措。最近这些年，随着“国进民退”浪潮的加剧，民间经济活力有所下滑，实体经济饱受多方面因素的压抑。而与此同时，宏观调控的微观干预色彩日重，民营企业时常遭遇“有形之手”袭扰。不说别的，单单繁琐的行政审批，就足以让很多企业家力不从心。

日前，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制度严重干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必定是阻碍着经济增长。虽然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六批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但较之现代意义上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效率，依然差距甚远。行政审批层面还需要大量“减法”。如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动真格，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民间经济活力都会有直接的效果。那么，减少行政审批，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在笔者看来，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率先入手，下大功夫短期内厘清行政审批的新思路。

首先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加快，真正确立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主体地位。这就需要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方便社会资金高效率地进入投资领域。比如，眼下民间资本虽然有了“新36条”的庇护，但是真要进入到具体的产业，依然面临着冗繁的审批环节。其次，加大社会事业领域审批事项的清理和调整力度。核心原则是“打破垄断，扩大开放，公平准入，鼓励竞争”。三是清理一些囿于部门利益而存在的“红头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对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了很多限制性规定。这就要求取消那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年检、监制、认定、审定等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些层面早就应该大面积做“减法”。

唯有在废除、清理了大量不合理的行政审批手续之后，才能够防止滥设审批、重复审批。也只有在优化了行政审批程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供便民、高效、透明的公共服务。

除此以外，桎梏民间经济活力的因素还很多，这些领域也都需要不断做“减法”。比如受制于银行对民企的惜贷，融资艰难，需要银行对民企贷款“松绑”；结构性减税呼声不断，但财政政策方向上的“减法”，渐渐已经变为实际上的“加法”；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严格把控住了高利润行业，民企只能在微利领域打转，让国企让利的“减法”虽有“新36条”的红头文件，但是收效一直甚微。

由此，民间经济活力不足亦是必然。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代表，较之传统行业的民企，“李彦宏们”的日子要好过很多，不过与坐享大量政策红利的国企和央企相比，他们的“江湖”地位又稍显黯淡。

纵使“百度们”这样的优秀民企，也难以轻松自如的从银行获得贷款，也难以自由自在地海外投资，更难以与国企央企争夺“地王”，进入能源、电力、电信等暴利垄断性行业。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深度束缚了民企的发展空间。放开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国企近乎平等的市场地位，是壮大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要做的“减法”。

长时间以来，很多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官员，已经习惯性地将管理与权力及利益关联起来。在他们眼里，管制就是利益，管的越多权力越多，寻租空间越大。虽然大家都明白这样的行政管理，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形成了阻滞作用，必须加以改变，但是真正到了推进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严加阻挠，改革进展迟缓

这就需要更多的“李彦宏们”大声疾呼，在中央层面“简政放权”思想的指引下，合力让“减法”改革扎实推进。唯有如此，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才具备基础，中国市场经济才能有尽可能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