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胀绝不是拯救经济的灵丹妙药

随着塞浦路斯议会19日否决了欧盟主导的100亿欧元救助方案，塞浦路斯的存款税议案虽暂时“流产”，但其可能导致整个欧洲储户信心受挫、塞浦路斯政府及欧盟信誉的丧失的风险大幅上升，塞浦路斯债务危机前途叵测。其实何止塞浦路斯，遍观全球，许多发达国家也正深陷高债务、慢增长甚至衰退的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良策在何处？刚刚上任不久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19日开出了“高通胀”药方。巴苏当天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发表演讲时说，发达国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允许通胀水平提高，比如把通胀率目标设置在4%左右，然后再逐步使其回落。这样有利于平衡债务，减少市场忧虑。其实想靠“高通胀”来解决高债务和经济慢增长并非巴苏一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的类似表述。

      早在2009年，布朗夏尔就在媒体公开表示，过去二十多年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稳定”时代已经结束，建议世界各国可以考虑将通胀目标提升至4%。当时，布朗夏尔此言一出，招来全球大量抨击，专家认为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弊大于利，将开创“危险的先例”。三年多过去了，两位全球权威经济机构的头号经济思想者在此问题上不谋而合，显然不是巧合。这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艰难程度。按照巴苏的说法，调高通胀是“不得已的选择”。

      笔者认为，靠增发货币，来推升通胀乃属“饮鸩止渴”之举。高通胀这根救命稻草即便能够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发挥些许作用，但终究也是极为脆弱的。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要想减债和促增长唯一解决之道只有“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就是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节流就是节省公共开支，以降低债务，而若将“债务货币化”，肯定是损人不利已。

       首先，从发达国家来看，美、欧、英、日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起到的效果似乎只能是延迟经济的大幅衰退，对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啥真正的帮助。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从QE1一直到QE4，但是其效果就连短期提振经济的边际效应都在递减。日本这些年来也采用了一波波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其经济仍然处于通缩状态。

      更为糟糕的是，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不顾自己身处何种经济周期，也跟着发达国家一起采用宽松货币政策，比如当年4万亿救市计划和10万亿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虽然短期也起到了促进经济复苏的作用，但直接的恶果是地方政府债台高垒、国内通胀和资产泡沫愈发难以控制。所以靠高通胀来促进经济增长，短期药效过后，很容易将经济带入“滞胀”的境地。

      再者，对于美、欧、日等经济体即使超发货币也未必引发高通胀，所以尽管这些国家不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效果不彰，但其对经济的危害度远小于中国，这有二方面原因：一、发达国家既控制着上游原材料价格，又控制着终端新兴经济体商品价格，使他们的民众始终能享受到极为廉价的商品，所以其国内物价较易控制。二、美元、欧元、日元是世界三大国际货币，他们若货币超发，往往流向世界，是将危机转嫁他人，而中国货币超发肉只能烂在锅里。所以中国通胀之虎一旦出笼，若想控制这头“怪兽”难度系数远高于发达经济体，非使上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控制。由此可见，靠高通胀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肯定是“馊主意”。

      最后，发达经济体的民众对通胀十分敏感，过高的物价会使其对政府不满，这就逼使发达国家政府即使在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时，也以控制物价作为参照物，比如美联储在推出QE系列时，以核心通胀率不超过2%为界线，安倍内阁这次虽然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但还是以通胀率不超过3%为准。而中国CPI数据渗杂较多水份，往往今年年初核定的通胀目标往往难以达到，民众对通胀的真实感受远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高。

     从民众的角度考虑，决策者以高通胀治经济无异于从百姓口袋里抢钱。可能对于社会保障体系较完备的发达国家民众来说，就算通胀率高一些，只是减少自己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对自已的生活质量影响有限，而作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通胀会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所以货币供应必须根据经济实际需求出发，绝不能依靠高通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债务危机是因为长期的“寅吃卯粮”社会过度的福利化，而对于中国而言，非旦社会保障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更是由于过度的投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早已债台高筑。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其经济增长虽然乏力，不过就算动用量化宽松政策未必救得了本国经济，但货币超发对其本国经济负作用甚微。而中国则大不同，货币超发必然引发高通胀，而高通胀不仅不会提振经济，反而会拖累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较大。所以高通胀绝不是减债和保增长的灵丹妙药，且副作用很大，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尤其如此。